在国会进步
与国民尖锐对立，在两院会议上，不是一议员就有意中途退席，进步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两议员在国会两院经常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这造就了国中议会的三大特点：叫骂，走散，不足法定人数。
两院议会经常会演变成群体
PK场。进步
黎元洪针对“宋案”提出了自己质疑，公然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认为这些证据都是伪证，反正现在都已经没有证据了，怎么说都行。黎元洪质疑时声称，一切攻击袁世凯之言论皆为攻击府政，指责袁世凯就是指责府政，因此得到出的结论是国民对府政不満。黎元洪的质疑总共为十五条，这十五条所指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即国民自编自导了，刺杀案的丑剧，而且还有杀人灭口，祸水东引之实。黎元洪指责揭
宋案真相的人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谣言蜂起”的混乱政治局面。黎元洪甚至还为袁世凯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危害。”
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是他们的基本立场一致，二是他害怕袁世凯的婬威。
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刺，怎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驰！
众议院选举小胜这后，袁世凯将重点放在了安徽、江西、广东三省上。
安徽杨洪森虽然脫离了同盟会自行组建了社会民人
，并且站在他这边的阵营，但是其在辖区內却大力推行“三主民义”并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手握4师1旅，这
难啃的骨头被他放在了最后。三省之中袁世凯最头痛的是江西李烈钧，李烈钧反对他的态度最为坚决，且麾下有2师1旅。
李烈钧一直希望把江西治巩因成国民
在的大后方，他的敌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湖北黎元洪，一个是安徽杨洪森。对他威胁最大的当属杨洪森。杨洪森对江西的渗透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
社会民人
自创建以来，他们的支持者主要在安徽，虽然江苏、浙江、海上、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都有他们分部，但是势力弱小，不成气候。江西社会民人在新任部长陶继光接任后，使得江西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经过半年的迅猛发展社会民人继共和、国民之后，成为江西省第三大派。杨洪森与李烈钧的关系不好，一是政治上的，二是性格上的。在安徽杨洪森通过排挤国民
，使社会民人成为了安徽第一大，并且取得了省议会多数议席。在江西李烈钧没有道理让社会民人
在他的地盘內如此发展下去。社会民人可不比共和，因受到公开限制，社会民人的发展转入地下活动，李烈钧以此为借口将社会民人在南昌的总部给查封，并且将陶继光等主要负责人给抓了起来。此事影响甚大，李烈钧在收到杨洪森的电报后，不得不将陶继光等给放了出来。
陶继光出狱后，按照杨洪森指示的精神对社会民人
在江西的发展作了调整，进而与共和结成同盟。共和
对李烈钧主政江西素有不満。共和的议员多是立宪派，他们代表的是江西大地主、大乡绅的利益。而李烈钧主持江西以来对地主乡绅的手段严厉。李烈钧是“三主民义”的信仰者，其在江西的推行的政治方略是以“三主民义”为根本。实现“三主民义”首先是民生。他同意杨洪森在民生方面的观点，即国中目前是一个农业大国，首要问题是解决土地的再分配。但他并不赞成杨洪森的那些“痞子运动”他的方案是采用“赎买”由地方财政进行扶持，农民向行银 款贷，从地主处购买土地。
“赎买”的设想是好的，但不符合实际。李烈钧的地方府政根本就无法在财政上进行扶持，而那些人私 行银或钱庄，根本不可能将钱借给农民“赎买”无法实现，便只好借鉴安徽的“痞子运动”但在具体运作中又不得其法。
江西革命以来，以地主、乡绅为根本的乡村体制受到了大巨的冲突，对于国民
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其首要任务是建立农村新秩序，李烈钧认为农村新秩序的基石是乡绅，很快那些窝在城里的乡绅，在府政的勒令下纷纷衣锦还乡，可是他们回来干的第一件事便与农民进行清算，当农民们流离失所的时候，李烈钧被迫对当地的这些豪绅采用严厉的手段。农村新秩序根本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再加上共和
对“土地改革”持反对意见，使得李烈钧土地改革最终失败。共和
与李烈钧更进一步的纷争还表现在噤烟、国民捐和筹饷等问题上。共和也曾试图拉拢李烈钧加入共和办，由其担任江西共和支部长，但遭其回绝。李烈钧认为其在江西推进的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政令加以统一，其试图在江西建立起如同安徽一样的专制体系，但是他的手段和策略远没有杨洪森的高明。
国民
和共和原本都是安徽省的第一、第二派，杨洪森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安排他们到财政、税收、铁路等油水多的部门当负责人，让人去贿赂他们，检举他们，接着顺理成章的把这些要害部门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放大镜将国民、共和人士身上的缺点无限放大，再利用民人群众之舌，导致两在安徽政治形象大损，促成了社会民人在的安徽独大。杨洪森这些下作的手段李烈钧自然不屑去用。这导致了李烈钧在推行“地方集权”过程中阻力很大。
袁世凯充分利用了这些阻力。
原江西第3旅旅长余鹤松对李烈钧极为不満，袁世凯便拉拢他，告诉余鹤松如果他能推倒李烈钧，就任命他为江西都督。余鹤松便回到了南昌，联络旧部在南昌策动了兵变。
兵变发生后，李烈钧迫于形势，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并在都督府召开会议决定实行军民分治，事后电报袁世凯推荐汪瑞闿为江西政民长。
汪瑞闿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之谊。
袁世凯见李烈钧主动推荐汪瑞闿担心政民长，立即给予任务，正好利用汪瑞闿来牵制李烈钧。
在李烈钧电报刚刚发出4个小时后，袁世凯即发布了汪瑞闿担任江西政民长的命令。
这种怪现象引起了李烈钧的怀疑，李烈钧原本打算给汪瑞闿委以虚职，可是袁世凯这么异常的任命汪瑞闿为政民长，袁、汪是否勾结？如果他们勾结起来，对自己将十分不利。这时李烈钧发现自己上当了，但事已无可奈何，只好暗中抵制。
在李烈钧策动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时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政民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要求袁世凯收回任命。
袁世凯态度十分強硬，通令声称：“政民长一职由家国设置，汪瑞闿到任后能否任职，家国自有法令，功过原无所逃，该协会等种种指陈，无论虚实，既有溯及既往之谈，尤属
同伐异之见。至于所称誓不承认一语，查任官依照约法并无须某会承认之条…，…。”江瑞闿乘船到南昌受到共和
人和当时共和人占优势的江西省议会的
。李烈钧表面上也表示，隆重接待，并在都督府政务会议上，表示将贯彻军民分治。但暗中却唆使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瑞闿大会，汪瑞闿只好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同时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李烈钧派人前往挽留，但汪瑞闿以予当天下午乘船离开南昌，经九江，逃往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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