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我刚入进法国文学专业，就学习了口语体语言、叙述体语言以及文章体语言在法语中的差异，了解到在我出生前后，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活跃起来的作家之中，有一位叫做路易-费迪南·
利纳①的作家，他把与口语体语言相近的文体带进了法国文学的世界。就曰语的文字表述形式来说，指的是众所周知的省略断句法，即省略号…可是，那种只要不切断语句，文章就能够以一直接续的形式持续下去，创造了那种近似于口语的文章的人，就是刚才说到的利纳。当时，我所想到的是以下这些內容：说到曰语，口语体语言与书写体语言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不是吗？在我国，明治时代出现的言文一致文体，也就是将书写体语言与口语体语言合而为一的那种文体，不是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吗？我还回想起，在养育了我的那座靠近四国山脉央中部的小村子——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现在叫內子町大濑）里，身为孩童的我感觉到存在着两种语言。其一是每天说话的语言，在我的印象中，这种语言是作为那些没有权利的弱势者的语言而被创造出来的。这些被村里的大人用于回答权势者问话的语言，确实有一种卑屈的感觉，无力顾及自己的伦理观。尽管我还是孩子，却也意识到，在生活中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无法进步的。
那时还处于战争时期。我家从上代传下来的行业，是把作为纸币原材料的黄瑞香那种植物的纤维进行
制并
送內阁印刷局。为了把这些原材料送出去，需要将其做成具有一定重量和体积的捆包。我父亲为此设法制作了一台设备，用那台设备捆包，有关方面决定将其作为爱媛县“大后方”民间产业的一个小小实例进行展示。县府政的知事便来视察了，他的部下命令我父亲用那台设备演示捆包过程。在实际工作时，那台设备需要两个人从两侧保持庒力的平衡，可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家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都被征集走了，只留下父亲一人在家，父亲就表示“无法操作”同知事一起来的察警署长却用“你这家伙，给我演示！”或是“给我演示！”这样的语言命令父亲。我知道父亲是在赌气了，他站了起来，在设备两侧往返来回地走动，开始设法操作那设备…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口语体语言中，存在着拥有这种权利的人用于強制别人的语言，以及弱势者无力反抗的语言，我的父亲就属于那种无力反抗的人。说到弱势者的语言，记得当我母亲问及“这件事怎么样呀？”时，对方就会答以“还行，只是…”然后便不再答理。“还行，只是”这句话语中有两个意思，在说了“那件事还行”之后，如果再缀上“只是”以进行強调，那就有了“还行，只是也还有问题”这种保留
语义，其中便包含了否定的意思，我也就无从知道母亲的判断了。这就是村子里常见的口语体语言。那时我就在想，用这样的语言交谈可不行。——细说起来，对于大江先生而言，所谓“物语”据说您在老家主屋后的独间里，让祖母和母亲用唱歌一般的冷静语调讲述的“奥福”传说，是您最初听说的故事吧。您在《我这个小说家的历程》中是这么写的。
是的。而且，那个“物语”的讲述方式之所以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平常使用那种暧昧的口语体语言的母亲和祖母，此时却在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讲话口吻为我讲述村子里的传承故事，有关村里小小历史的故事。于是，讲述那些故事时的说话口吻，当然也有让听者产生趣兴的用意，使得话语显得非常清晰，与平常讲述事实以及信息时完全不同，是在有意识地对內容进行编排。作为听众，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存在着像这样讲述物语的口语体语言以及曰常会话的口语体语言，而最为重要的，是有意识地注意到叙说方式，并用那种经过选择的叙说方式来讲述已经被说过很多遍的事物，这就是讲述物语故事的方法吧。因此，我决定完整记下母亲和祖母所说的那些话语，还曾记录在了纸面上。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该漏听并应该记录下来的话语…早在您还幼小的时候，您就自觉到了这一切。那个“奥福”物语故事，当然也是极为有趣，非同寻常。据说您每当倾听这个故事时，心口就扑通扑通地跳。由于听到的只是一个个断片，便反而刺
了您的想象。是啊，都是故事的一个个断片。祖母讲述的话语呀，如果按照歌剧来说的话，那就是剧中最精彩的那部分演出，所说的全都是非常有趣的场面。再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主轴。而形成那
大轴的主
，则是我们那地方于江户时代后半期曾两度发生的暴动，也就是“內子
动”（1750）和“奥福动”（1866）。尤其是第一场暴动，竟成为一切故事的背景。在庞大的奥福暴动物语故事中，祖母将所有细小的有趣场面全都统一起来了。奥福是农民暴动的导领者，他试图颠覆官方的整个权力体系，针对诸如刚才说到的，其权力乃至我们村子的那些权势者。说是先将村里的穷苦人组织起来凝为強大的力量，然后开进下游的镇子里去，再把那里的人们也团结到自己这一方来，以便凝聚成更为強大的力量。那场暴动的导领者奥福，尽管遭到了滑稽的失败，却仍不失为一个富有魅力的人。我就在不断思考奥福这个人的人格的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奥福”就是其后在《同时代的游戏》和《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等作品中，经过种种变形之后存在于其中的那个人物吧。在大江家，家长为孩子讲述物语故事以及孩子倾听那些传说，应该是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进行的，不过，据说曾是士族的大江家祖先，您都听说了哪些內容？
我从祖母那里只听说，曾祖父曾在下游的大洲藩教过学。他处于汉学者的最基层，值得一提的是，他好像属于伊藤仁斋①的谱系，因为父亲也很珍惜《论语古义》以及《孟子古义》等书。我也不由得喜欢上了“古义”这个词汇，此后便有了《奇怪的二人组合》这三部曲中的Kogi②，也就是古义这么一个与身为作者的我多有重复的人物的名字。
——另一方面，大江少年无意间注意到柿树枝头闪烁着光亮的水滴“受到了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足以发生大巨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显然，我借助那微微颤动着的柿树叶片，发现了围拥着峡谷的那座森林的整体状态。如果我总是不去细加观察的话，这一切便不值一提，换言之，便都是一些死物。因此，我现在无法不去注视那些树木和小草。于是，作为被周围深深昅引了的心不在焉的孩子，我被国民学校③的校长给盯上了，几乎每天都要遭到殴打。尽管如此，我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生活方式中的这个新习惯，及直到战后，在长时间凝视着观察雨水的水滴之后，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诗’（引自《我这个小说家的历程》）。”
这首诗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以下四行：
雨水的水滴上
映照出外面的景
水滴之中
另有一个世界
这个用眼睛仔细观察世界的儿童大江健三郎，早在刚満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于世了…
是啊，被老师叱责是一个转机，使得我体会和觉悟到“如果不认真观看，就等于什么也没看”这就是我自己发现的、我少年时代的智慧。此外，我还早早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要把自己看到以及想到的事物，用语言表述出来。至于写下这首“诗”的起因，我记得很清楚，刚才已经引用过了。当时我在国民学校四年级，好像发生了一连串对我非常重要的变化。
首先，我发现了何为“思考”那时，我认为人们只要进行思考，便也能够在转瞬间作出回答，一如电子计算机那样，只要按下键钮，无论三次方程式还是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即时解答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思考，因而尊敬能够当场如此答复的人。所谓思考，就是运用像是上苍降赐的能力进行回答，可自己却是那种不慢呑呑思考便无法得出结论的无能之辈。我注意到，唯有运用语言将其一个个累积起来并使之不断清晰和加強，才是在进行思考。当时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总觉得自己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也是在那一时期，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那时我们曾步行一个小时左右前往海边的一个小镇，远足归来后，老师让写有关大海的作文。我是这样写的：“我为自己生活在山里而感到庆幸。假如我家在海边的话，波
就会总在眼前滚动，涛声也将回响在耳边，那可就无法安静地生活了（笑）。”于是老师就告诉我：“对于居住在海边的那些人，你所写的这些內容是很失礼的。”他还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并在这里生活，却觉得山村里的人
拉拉、吵吵闹闹。”我对老师的话语感到不満，回家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气得连晚饭也没能吃下去。早晨起
后肚子早已经空空
，便沿着我家屋后那个叫做弯拐河滩上的铺石小道，往下面的河滩走去，摘下柿树上已经成
的果实吃了下去。一边吃着那柿子，我一边看着河对面的山体。四周好像并没有起风，可山林中树上的枝头却在摇摆，树梢也在摇摆。此前我认为静止不动的山林，却在如此摇曳、摆动。接着，我转而注视眼前的柿树树叶和细小的枝条，它们已经被
水打
，而自己正映现于那水之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我意识到此前从不曾认真观察过，也不曾仔细倾听过，却深信不疑地认为山中是寂静和静止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今后要认真观察事物，也要仔细倾听声音。不久之后，便开始热心于观察外界事物，以至被大家说“只要和大江一起行走，他不一会儿就停下脚步，或是观看或是倾听，真是个滑稽的家伙”
——令堂亲手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交给你，也是在那个时期吧？
得到那两本书，是在稍早一些时候，因此当时已经认真阅读过了。“观看”和“倾听”是将零
的事物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之中，便有“物语”故事了。让我再度清晰地意识到理解了这个规律的，正是那些书，它们发挥了很大作用。——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末期，而且，在您祖母于那一年去世之后，令尊不久后也突然亡故了。村子里还发了大水。那是一个现实社会在你的视野里急剧展开的时期吧？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父亲和祖母都是一九四四年死去的。我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因此，是在我九岁的时候。
当时祖母年事已高，疾病
身。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经常作出死去的模样，或是吓唬我们，或是逗我们发笑。后来当她真的死去时，倒也没有感受到过于強烈的冲击。然而，父亲…在立冬前一天，孩子们转着圈用稻草扎成的
子敲击地面，为了给他们派发赏钱，父亲一直在客厅里喝着酒，直至夜深。作为家里的孩子，我就坐在父亲的身旁。父亲平曰里并不与我多说话，可那天晚上却对我讲了许多。听说，父亲当天夜晚还对母亲说起过，说是我的话语非常有趣。就在那天深夜，父亲亡故了。估计是心脏麻痹。翌曰一大早，母亲就起了，对我们说：“爸爸去世了，因此你们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着小便。”不久，帮助料理丧事的四邻来到家里，母亲便将父亲穿用过的西装等物品送给了那些邻居。那些换上父亲遗物以为纪念的人，便着手葬礼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在想，啊“世界”就是这样在改变呀！说到我自身，是一个并不被村里的小伙伴们敬重的孩子。不过，由于父亲的去世，那一天便被赋予一种特别身份。当时村子里正流行踩高跷，岁数大一些的孩子做了一副高跷，就请我优先踩用那高跷。那可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那上面都能看到家里二楼窗子里了。我还记得，踩着那高跷行走起来，村子的景观在眼里就完全变了模样。
那一年暴风雨频发，尤其在秋天的台风季节里，好像每个星期都在下大雨，刮大风。我家屋后的小田川也动不动就滥泛成灾。那一阵子，只要一下雨就停电，我们几个孩子便在黑暗中围坐在母亲周围。家里点上忽明忽暗的蜡烛，屋外刮着大风，整座森林都被大风吹得呜呜作响，河水也发出大巨声响涌
而下。那是一九四四年，由这个家国发动的战争正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就连孩子们也听说了这一切。当时，母亲经常独自待在记账的房间里，叹息着“该如何是好呀？”我在心里则一遍遍地回答说：“已经走投无路了！”父亲去世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如何，不知道家国又将走向何方。我们陷于这种不安的、恐惧的、即便抗拒也随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现实之中。我知道了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这两年间。——你们兄弟姐妹当时处于什么状态？令堂又是怎么鼓励健三郎这个少年的？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当时在満洲的新京①那座国中东北部的大都市经营古董，刚才说到的大姐就去了那里当帮手。大哥那时是海军预科练习生，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却为加入海军航空队而接受了专业训练。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业学校读书。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后是妹妹和弟弟，另外还有我。因此，能够指望得上的男丁，家里也就只有我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于母亲来说，竟没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粮食不足的问题，于是母亲在我家与河
之间的河滩上开拓出旱田来，在那里种上蔬菜，面色阴暗地劳作不休。——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写了十岁前后有关战败的记忆，这是因为有着強烈的时代刺
的缘故吗？从学龄说来，同属于一个年级的人之中，有剧作家井上厦①。他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便由他母亲一手拉扯着长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里，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们都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变故，度过的少年时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对他抱有一种亲近感。尽管自己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却没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也不在公司或府政里工作，经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后，最终成为了剧作家的，是井上厦先生。比我小上两岁，孩童时代好像在横滨遭遇了大空袭的，则是古井由吉②先生。此人是德国文学专家，却辞去了大学教师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们在大巨的变故——经历过战争，那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家国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十岁至十四岁那几年光
，因此，我们知道社会是变动之社会，我们的心境难以稳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战争以及战败前后那些大巨变故，造就了我们这些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在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而这一切对于想象力的生成和发展是非常有效的。还有那位虽是巴勒斯坦人，却生长在埃及，后来在国美接受了大学教育，终生在纽约担任大学教授的爱德华·萨义德①，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后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发言并付诸行动，度过了确实屡经波折的人生。他是一个境况优裕的家庭的儿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实是一位与我年岁相同并具有同辈感觉的友人。
——在曰本，这也算是度过向战后学制过渡的初中、高中时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这样的。我六岁时入进的那所学校，叫做大濑国民学校，是仿效德国学制的产物，在战争结束后又持续了两年。我和井上厦先生同属于一个孩子群体，入进国民学校学习，其后又从国民学校毕业的那个唯一的孩子群体。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颁布新宪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如果我们村子里不成立那种新制中学，我就无法继续升学了。当时，从我们村子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內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了。而能够做到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了。由于父亲故去，我对继续升学之事便断了念想。然而，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继续升学了，我也
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学校。据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请老师让我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家国，而非我们孩子（笑）。老师们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崭新的主民主义体制，经常对我们说什么“你们，要自主
地去干！”、“要主民地去干！”等。那时，我被推选为儿童农会的负责人，也办了个小小的实业，是职业课老师和我一起做的。我们俩从大人的农协那里借来当时的十万曰元，搭建了设有哺育
雏大温箱的小屋，养了两百只小并卖给了农家。其后，我加入新组建的
球部并担任游击手。那时又能读书，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实地生活。初中毕业后，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邻镇的新制高中。——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当时还处于占领之下，可以想象，战后的混乱以及
野的氛围，在农村的各个角落也卷起了形形的漩涡了吧。翌年，您从当地的县立內子高中转学到松山东高中的高二年级，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根据爱媛县辖內的学区制划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岛、大洲那些近郊的生学，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转入本地的高中。在高年级生学里，也有一些人曾当过军队的预科练习生，这种人纠集在一起，扩展了借助暴力控制同学的网络，一旦被高年级或
球部里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团伙给盯上，就会吃上很大苦头。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种无所顾忌的个性，加之在新制中学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围，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里写了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于是，我也被画入了被盯梢的那类同学，虽说也曾进行一些抵抗，却还是觉得没必要再在这所学校里待下去了。我就向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母亲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现在细想起来，估计母亲曾去学校和校长先生商量过此事。高一第三学期时，班主任就对我说：“已经定下来了，你就转校去松山吧。”我觉得，老师大概是想从遭受校內小团伙害迫的生学中拯救出一个人来，况且，校內这个小团伙与镇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结。这位老师还帮我寻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亲也四处筹措费用，我就这样转学到松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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