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论蓬莱岛案
（邓维桢）
对蓬莱岛的案子，《发扬》周刊（二月十一曰出版的）发表了我的谈话。朋友们读了这篇谈话，提出了疑问，我相信这些问题不只是这些朋友的，因此公开答复如下：
——有一位朋友，同情
外，在台北地方法院做推事，他说，恶法亦法，如果不服判决，应该“依法”提出上诉，不应该变成政治事件，让民众以为外也不讲法律、也讲特权。我说，这项判决根本扯不上“恶法”、“善法”的问题。我们要求的是，法官能够立独办案，并不要求特权。当法官不自爱，甘愿变成政治竞争的工具的时候，
外不在政治上反击，而斤斤墨守法律的规则，岂不是太可笑了！现行的法律虽然都是国民
订的，但是他们并不遵守。法律对他们来讲只是统治的工具，并不用来拘束自己。法律能够被遵守，背后需要有強大的力量。目前外为什么需要遵守国民的法律，而国民可以不遵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家国”可以拥有的力量——察警、特务、军队——都控制在国民手中。现在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把掌握察警、特务和军队的权力，从国民手中夺回，还给民人。当这些力量由民人掌握的时候，国民可以不遵守法律吗？——陈少廷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创办《大学》杂志，他出钱出力最多。陈少廷很早就反抗国民
，读中学的时候，为了躲避国民的围捕而蔵在茂密的甘蔗园里有几个月之久。我说，陈水扁不上诉而从容坐牢，可以马上成为外领袖。陈少廷给了评语，他说，我描述得太草率，应该加上一些条件。我在报上读到陈水扁判刑一年而不上诉的消息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九二八年弗莱明（AlexanderFleming）发现抗生素（Penicillin）的故事。弗莱明是药理学家，他在他的实验室用试瓶培养了许多作为实验用的病菌。
有一天，他发现其中一个试瓶因为不小心被不明物体侵入，死了一些培养在里面的病菌，弗莱明高兴异常，终于研究出不明物体
质，而发展出救人无数的抗生素。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弗莱明是难得的幸运儿，因为这个结果完全不是他操纵的或预期的，全然是意外和偶然；第二，如果弗莱明不是药理学家，幸运之神来临了，他也无法把握——他看不出试瓶里面情况变化的含义；第三，他感敏地掌握了机会——如果他是墨守成规的科学家，他会把那个试瓶丢掉，换一个新的。我引用这个故事的目的在说明：陈水扁被不公正地判刑一年，和弗莱明的试瓶被污染一样，看起来似乎不幸，其实是幸运之神特别照顾，测验谁能机智地从中抓到机会，而获得利益。
为什么说陈水扁不上诉而坐牢能得到大巨的政治利益呢？第一，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湾台人坐牢是自愿的，而陈水扁却能笑嘻嘻地走去坐牢，英雄形象立刻呈现出来。第二，刑期只有一年，走出监牢之后，大家的印象还很深刻；二年以上的话，我就不敢鼓励了。第三，陈水扁目前是
外最受重视的少数政治明星之一，他一坐牢，他和其他竞争者的距离马上拉远。看到林正杰怕他坐牢的紧张样子，陈水扁应该能体会坐牢的好处。第四，陈水扁有相对好的从政条件：很好的学历、经历，被人称道的品格和
守，聪明而且反应敏捷。有了这些条件，加上比别人多跳了这么一大步，陈水扁不是外政治领袖，还能是谁呢？——谢长廷读了我的谈话，在《主民政治》周刊上反驳我，他说，他全力帮忙陈水扁却被我说成是蓄意打击。他又说，我在离间朋友的情感。他希望他能生活在没有猜忌的社会里。
我原来说话的句型是“善意的怀疑是…恶意的怀疑是…”我很奇怪谢长廷为什么那么在意后半段的话，而忽略了前半段的意思。前半段，我说：“善意的怀疑是，他（谢长廷）不全然了解扩大蓬莱岛案
外可能获得的政治利益，他不希望朋友坐牢…”就这件事，我对谢长廷的了解是这样（许多他亲密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想）：他是诚心诚意帮忙陈水扁，因为陈水扁冲动地说了不上诉的话，他要加以补救。
谢长廷的问题是：第一，他不仔细考虑，他要怎样帮忙，陈水扁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朋友表示不坐牢，他就往不坐牢的方向想，不会往相反的方向思考。这就是说，他只懂得“小义”不懂得“大义”第二，陈水扁碰到的麻烦，谢长廷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人私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
外的问题，或者说主民运动的问题）。我们批评国民把的利益置于家国的利益之上；就这件事，谢长廷的确也把陈水扁的利益放在主民运动的利益之上（实际上，利益是一致的，很可惜当事人都看不出来）。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应该要感敏一点，朋友的利益和民人的利益冲突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选择民人的利益，舍弃朋友的利益。没有这样的感敏，从政前途将非常有限。——陈文茜是
外观察力最敏锐的一个人，她读了我的谈话，说，我对谢长廷、施忠等人严厉，而对陈水扁宽大。这有失政治评论家公正的立场。我的确对陈水扁比较客气。当我批评陈水扁犯错的时候，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不断的犯错中长大，很自然地兴起同情之心。陈文茜说得对，我们可以了解陈水扁和一般人一样，同样会犯错，但是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为什么到现在仍然在強辩和遮盖事实呢？
承认错误是最佳的防卫。尼克松如果一开始就承认错误，他不会被赶下台。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
二、“止于善”与“止于至善”
（李敖）
昨天邓维桢送来他写的《再论蓬莱岛案》，文中涉及“大义”与“小义”因为这是我最早向他提起的，我想再借题发挥一下。
二月十五曰“千秋评论”第四十一期《鸭子·鸭子·宰》里，邓维桢说：
外的其他诽谤官司，国民都不至于站在全然不利的地位，只有“蓬莱岛案”从任何角度看，国民都一无是处。有这样好的机会，外怎可轻易放过？谢长廷组织后援会的目的应该着眼在扩大宣传国民法院胡审
判的丑闻，而不是想办法叫陈水扁免于坐牢。但是谢长廷的第一个支援行动却叫人怀疑他的动机——他发动八位市议员联名致函检察官，要求检察官主动提出上诉。善意的怀疑是，他不全然了解扩大“蓬莱岛案”
外可能获得的政治利益，他不希望朋友坐牢。恶意的怀疑是，他担心这件事扩大之后，陈水扁的政治地位将迅速升高，不是他短时间內可以赶上。目前陈、谢在外的政治地位，普遍认为不相上下。谢长廷的第二个支援行动是叫三位配偶提出上诉。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三位太太提出上诉不可能不被解释为是他们的三位先生所授意的。李敖批评这件事，他譬喻说，如果三位太太的行为是个人行为，那么国民
杀了江南也是个人行为了，谁能相信？三位太太如果有立独上诉的意思，谢长廷应该“晓以大义”李敖很遗憾地说，谢长廷等人却“晓以小义”支持这些太太们上诉。
三月六曰，《主民政治》第十九期里，谢长廷有这样的答复访问：
家属立独上诉后令部分的
外人士及民众大失所望，这种热烈的反应当初是否后援会也没有料到，而且陈水扁访美之前，事先若向地方外人士说明清楚，就不致令群众有“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被耍一招的感觉？最初陈水扁表示不上诉当天，我们开紧急会议，研讨在法律上有无补救办法，当然，我也从律师的角度提出家属还可以上诉的意见，那个时候我们的确不晓得该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心，这在做政治判断的确有误。另一方面，也许没有注意政治上的后果，将问题过分纯法律化也说不定，当时认为被告不上诉与家属上诉，不致有冲突，这些判断错误都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強迫或要求家属上诉，家属有她们现实考虑的因素，也有她们接触民众反应的感觉，当时，
外的理论“健将”应该更积极地说服家属不上诉。既然家属有他们立独判断及决定的能力，后援会之所以仍然支持他们，是被告并没有放水、登报道歉，他们只是改变斗争方式而已，他们还需要支持，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不是被告个人的事件，不论从道义、从外整体利益看，都必须继续支持他们。家属立独上诉后，后援会受到部分
外人士的批评，面对这些抨击，你是否认为都很中肯、得体？这次大家意识到抨击在时间上轻重缓急的重要
，一方面官司未了，我们要提供被告后续表现的机会，所以，外没有太多做表面化的抨击。李敖在这一期“千秋评论”中，提出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做到几分，在过程中让我们随时检讨；作为政治公众人物，这种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但是，也有人落实在个人动机上起疑心，说什么我要家属上诉，怕陈水扁名声超过我等待，这种不用心的批判，令人不知怎么说，因为，即使我坚持要陈水扁不上诉，也可以怀疑有不良动机，而且任何行为都可以用该模式套上加以怀疑，何况，这样说，在这时候有挑拨分化我与陈水扁的副作用，说的人应该想到。林义雄当年在军事法庭最后讲的一句话，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社会任何善良高贵的行为，不要被冠上一个侮蔑的动机，我们尽量追求的是这样的社会。谢长廷两次承认他们判断有错误（一、不晓得该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心；二、认为被告不上诉与家属上诉，不致有冲突），这种态度，是很磊落、很正确的；他说李敖“提出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说李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做到几分。…这种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这种态度，也是很磊落、很正确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对“蓬莱岛案”讨论的好朋友，不论批评的和被批评的，关切的大前提都是在求
外的“止于至善”这大前提是一致的，问题只是出现在认定什么是“至善”方面。外的普遍缺点，是他们认定“至善”的训练，失之薄弱，这个现象“外的理论‘健将’”也有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我从事“生公说法”的工作二十多年，但总觉得距离“顽石点头”的境界，还是太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混蛋还是混蛋。先知其实和先烈一样，在有生之年，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失败者。这种人的成功，往往是在死后。虽然如此，先知这种“不信琊”的人，总还是能做一分便算一分。“顽石”其实是永远跟不上先知的，因为先知自己也不断地在前进。先知易卜生在三十六岁时自我
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对我个人说来，我知道我“生公说法”中的许多“法”不成材的
外其实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还是误会、反对的，但我绝不怕他们误会、反对就不说。——李敖之所以为李敖也，也就在此。真正伤害
外的，不是外不去为“善”而是外不去为“至善”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例如最近我批评到的林义雄问题、“蓬莱岛案”问题，大家误会、反对我，误会反对的理由都是“止于善”而不是“止于至善”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邱垂贞说：“对于眼前这位心灵创伤累累的受伤者（林义雄），大家又何忍在短时间內要求他走上某条道路——坎坷又荆棘丛生的道路？”高俊明牧师说：“他（林义雄）的心中，也深深的在思考如何来疼同胞，使我们的社会更谐和。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觉得别人因他暂时的沉默而批判他，实有点遗憾！”（均见三月九曰《湾台展望》第八期）…对这些立论，我认为他们只是站在“止于善”上立论，而没站在“止于至善”上立论。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复出、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发言。但奇怪的是，这些好心人士却忍心看林义雄做自失立场的事（从拜访李登辉到方素敏于“立法院”放水等等），而不加以大义相责。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细人之爱”而不是“君子之爱”、只是一片“好心肠”的“妇人之仁”而不是“硬下心肠”的“大丈夫之仁”于是，滑稽的是，口口声声爱护林义雄的人，其实就是使林义雄在打倒〔过去的〕林义雄的人！只是他们和林义雄本人不知道或不忍知道罢了！“蓬莱岛案”也是如此。当被告家属们赞美她们的丈夫不上诉的“崇高意义”之时，她们的所谓“立独上诉”其实正使她们的丈夫在“崇高意义”上滑落。口口声声爱护丈夫的人，其实就是使丈夫在打倒丈夫的人！
邓维桢显然是以“大义”来期许谢长廷的，因为他认为谢长廷过分“补救”陈水扁，而忽略了“舍弃朋友的利益”、忽略了“选择民人的利益”以谢长廷那么优秀的聪明人，实在应该看出这种分际来的。可是谢长廷却为了“小义”而忽略了“大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混淆“小义”与“大义”是
外普遍的错误。这种错误，有赖于卓越的领袖人物谢长廷更上层楼、更上层楼，带头来矫正。我相信，谢长廷的带头，必然会提升外的“大义”谢长廷就此开始吧！（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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