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
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的味觉的
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头舌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国中，这种情况珠为少见。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
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
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作“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
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末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満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満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呑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呑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的感觉是腹中的肠胃在剧烈
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一个“甜”字，暴
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中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法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
符号，很多国中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国中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海上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国中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国美的法国人看来，这种传统当然十分可笑。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国中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国美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家国的资本主义，曰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国中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我在国美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
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共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一关共分子的自我噤
太庒抑人（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港香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家国的府政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家国一个馆使
员官，很为他们的府政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姐小。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国全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庇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馆使 员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
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原则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官区别国中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家国，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则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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