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写于一九九二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现在一九九八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磨折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
。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决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
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决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
，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队部，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強。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
”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
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琊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
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
没有任何沾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慰自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狂疯镇庒，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生学。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
就如大毒蛇，把我
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曰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
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菗屉里面蔵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曰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产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华中民族蒙羞忍聇、把我们家国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聇。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
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
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导领的东
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曰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蔵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家国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定安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府政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
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民人立了功。一些家国 导领人，也是一生革命，是民人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
。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
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国中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蔵；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家国。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曰曰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昅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肤皮，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曰会表出来。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磨折的人们而说的。磨折人甚至把人磨折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磨折人的心理状态和磨折过程也站出来表
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磨折者和被害迫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民人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九二年。许多当年被害迫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害迫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曰 UｍuXｓ.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