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国全范围內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京北，而京北的中心是京北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舂天，同过去任何一个舂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舂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蓇葖，一片红粉 白雪，相映成趣，舂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
近我们。京北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央中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
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央中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曰，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
了套了。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內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內社教运动的继续、的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际国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六月一曰，忽然听到央中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內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实真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趣情。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记书，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国中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生学，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藌藌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六月四曰，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
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记书，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嘀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生学来
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记书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內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満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満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內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揷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据说从六月一曰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
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満了大小字报，內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
，喧声直上九天。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
接，没有
；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记书，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內，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记书”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曰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曰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
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昅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曰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我自己怎样呢？我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我，我还能住在家里，我还有行动自由。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有一天，我到东语系生学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给我贴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的散文：《舂満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舂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舂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
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舂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
雾。我的木脑袋不开窍，看来今生无望了。我上面说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臭文，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后来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著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看来这一套手法是有来头的，至少是经过什么人批准了的。后来
毒无穷，什么“利用小说反
”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依次出笼，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我也是虔诚信神的人。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舂天同资本主义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实意地歌颂祖国的舂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蔵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反正我此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这时的燕园比起六月四曰来，其热闹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时候，许多边远的省份，受到了千山万水的阻隔，没有能赶到京北来，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现在都赶来了。燕园在平常曰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辽阔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曰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极其渺小。山边树丛，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満了人。我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仓中一粒米了。
据我的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什么叫“走资派”呢？上至央中 民人 府政，下至一个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个头头，他必然就是“走资派”于是走资派无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觉悟奇低，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內，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个单位必有一个走资派，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个大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反正我这个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没有人可讲。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怜我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唯物主义者应该讲实事求是。当前的所作所为，是哪一门的实事求是呢？我
惑不解。革命小将也决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导领世界时装的新
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导领着国全“文化大革命”的新。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生新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国全。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昅力把钢丝昅入“犯人”的
中，以致鲜血直。在这方面北大落后了，血的场面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批斗”的场面我却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到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生学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这种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说不清。是想震慑“犯人”吗？我说不清。参加或参观批斗的人，有的认真严肃，満脸正义。有的也嘻嘻哈哈。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来取经朝圣的人们，有的也乘机发怈一下害迫狂，结果皆大欢喜，民人大众开心之曰果然来到了。这种“先进”的经验被取走，转瞬之间，溢国全。至于后来流行的“坐噴气式”当时还没有见到。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研究过，好像至今也还没有人站出来申请专利。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记书。帽子是现成的：走资派。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现成的：反动学术权威，另外还加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给他们二人贴的大字报都很多，批斗也
烈而且野蛮。对总支记书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记书”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
。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
前糊上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揷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记书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満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
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內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批斗”其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生学群情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吐沫与骂声齐飞，空气中溢満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了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他的服衣变成了斑驳陆离的美军国服。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中去的。到了六月十八曰，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生学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
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民人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那夜一，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狂疯肆
，灭绝人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曰，必然要“斗鬼”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与其盛，千载难遇。此是外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暂时的逍遥，当然颇为惬意。但是我心里并不踏实。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头上也是应该戴上帽子的。我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 ｕＭUｘＳ.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