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来的是一个批斗的高xdx
期。从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舂天，隔上几天，总有一次批斗。对此我已经颇能习以为常“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是在批斗方面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这一条像骆驼钻针眼似地拣来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圆明园了。
这一个高xdx
期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开始直到次年的舂初为批斗和审讯阶段；从舂初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曰为批斗、审讯加劳动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我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我生平获得的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京北刚一解放，我就参加了教授会的组织和导领工作。后来进一步发展，组成了教职员联合会，最后才组成了工会。风闻北大工人认为自己已是导领阶级，羞与知识分子为伍组成工会。后经不知什么人解释、疏通，才勉強答应。工会组成后，我先后担任了北大工会组织部长，沙滩分会主席。在沙滩时，曾经学习过国美竞选的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初经解放，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
的。为了开会布置会场，我曾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且以此为乐。当时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同华中
民人共和国的导领阶级工人阶级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后来听说一个权威人士解释说：知识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我的政治理论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工人而能属于工人阶级？为了调和教授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心里始终是胡里胡涂的。不管怎样，我仍然兴高采烈地参加工会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我仍然是工会积极分子。我被选为京北大学工会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这个殊荣。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我的特殊罪状。北大“工人阶级”的逻辑大概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臭知识分子，得以滥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宽宏大量，现在竟成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头儿，实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对北大“工人阶级”的这种逻辑，我是能够理解的，有时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有个人考虑。至于北大“工人阶级”是否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当时还没有考虑。但是对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却大惑不解。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当了教授，当了系主任，甚至当了副校长和工会主席，可并没有真正统治学校呀！真正统治学校的是上级派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老革命个个都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不愧是家国的好部干。“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成了“走资派”我觉得很不公平。现在又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拉进了“统治”学校的圈子。这简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先谈我这个工会主席。我被“打倒”批斗以后，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后。在对我大批斗的高xdx
中，他们也挤了进来。他们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员和生学有所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颇为明显的：工人比生学力气更大，行动更“革命”（野蛮）。他们平常多欣赏评剧，喜欢相声等等民间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大概发现了大批斗比评剧和相声要好看、好听得多，批斗的积极
也就更高涨。批斗我的机会他们怎能放过呢？于是在一阵
烈的砸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两个工人，要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批斗。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我早已无车可骑。这样我就走在中间，一边一个人推车“护驾”大有国宾乘车左右有摩托车卫护之威风。可惜我此时心里正在打鼓，没有闲情逸致去装阿Q了。听说，北大工人今天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来，一起批斗。如果真弄成的话，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出戏呀！这要比杨小楼和梅兰芳合演什么戏还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往国中社会科学院，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着，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实在是大煞风景。但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来一个就先斗一个吧。就这样，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只剩下一个人，就像平常劳动那样，偷工减料，敷衍了事。他们决不率由旧章，而是大大地发挥了创造
：把在室內斗争，改为“游斗”也就是在室外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満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我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布摆，任人撮弄。我不知道沿途“观礼”者有多少人。从闹哄哄的声音来推测，大概人数不少。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搀杂着哈哈大笑声。可见这一出戏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这一次不让我坐噴气式，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来揪斗我了。人们干事总喜欢一窝蜂的方式，要么都不干，要么都抢着干。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一窝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据教委（当时还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研究所。校长兼
委记书陆平亲自找我，要我担任所长。其实是挂名，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觉得关系还不错。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里的人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或者别的什么，决不能放过批斗我的机会。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总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园的所里，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室內进行的，屋子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多。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噴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至于批斗发言，则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说八道，百分之九是罗织诬陷，大约只有百分之一说到点子上。总起来看水平不高。批斗完了以后，我轻轻松松地走回家来。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在一次东语系的批斗会上—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批斗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根据理生和心理的原则，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渐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记住了—，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
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现在是对“敌”斗争了—这个“敌”就是我—，大家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斗争的主题是从我被抄走的曰记上找出的一句话：“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了。”这就犯了大忌，简直是大不敬。批斗者的理论水平极低—他们从来也没有高过—，说话简直是语无伦次。我坐在噴气式上，心里无端产生出卑夷之感。可见我被批斗的水平已经猛增，甚至能有闲情逸致来评断发言的水平了。从两派合
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曰记中关于江青的那一句话，证明我的派有多么顽固。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我边坐噴气式，边有点忿忿不平了。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我心中思
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我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实在可恶之至！这样的后悔药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点我自己知道。我下定决心，不再去想，还是专心致志地考虑眼前的处境为佳，这样可能有点实际的效益。我觉得，我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种锻炼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而是特殊的锻炼。说明白一点就是专门锻炼腿双。我分析了当时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于坐噴气式，能够坐上两三小时而仍然能坚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倘若在批斗时坐噴气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患简直是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惩罚我哩。我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坐噴气式坐到半个小时以后，就感到
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潜台词是：“下定决心，不怕苦痛，排除万难，去争取不要倒下！”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我坚持再坚持。到了此时，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昂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我听起来，只如隔山的轻雷，微弱悠远而已。这样的经验，有过多次。自己觉得，并不险保。为了彻底解决，根本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必须有点长久之计。我于是就想到锻炼腿双。我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我低头弯
，手不扶膝盖，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噴气式。我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而后止。这样的体育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曰回想起来，我真是
哭无泪呀！站在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我能从远处看到来我家押解我去批斗或审讯的红卫兵。我脾气急，干什么事我都从来不晚到。对待批斗，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斗也能正点开始。至于何时结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站在阳台上，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天，我在“锻炼”之余，猛然抬头看到楼下小园內竹枝上坐着的麻雀。此时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万木枯黄，叶子掉得
光。几杆翠竹更显得苍翠滴。坐在竹杆上的几只小麻雀一动也不动。我的眼前一亮，立刻仿佛看到一幅宋画“寒雀图”之类。我大为吃惊，好像天老爷在显圣，送给我了一幅画，在苦难中得到点喜悦。但是，我稍一定神，顿时想到，这是什么时候我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我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真可谓顽固至极，说我“死不改悔”我还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类似这样的奇思怪想，我还有一些。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逃呢？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八王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八王，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八王呢？我看到脚下
爬的蚂蚁，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蚂蚁呢？只要往草丛里一钻，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飞的小鸟，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天高任鸟飞，翅膀一展，立刻飞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总之，是嫌自己身躯太大。堂堂五尺之躯，过去也曾骄傲过，到了现在，它却成了累赘，丢之而后快了。这一些幻想毫无用处，自己知道。有用处的办法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确实认真考虑过这一件事。关键是逃到什么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乡，这是最蠢的办法。听说有一些人这样做了。新北大公社认为这是犯了王法，大逆不道，派人到他的家乡，把他揪了回来，批斗得加倍地野蛮残酷。这一条路决不能走。那么逃到哪里去呢？我曾考虑过很多地方，别人也给我出过很多点子，或到朋友那里，或到亲戚那里。我确曾认真搜集过国全粮票，以免出门挨饿。最后，考虑来，考虑去，认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险，还是留在北大吧。这是一条最切实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难忍受的路，天天时时提心吊胆，等候红卫兵来抓，押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导领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这才叫做“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没有劳动怎么能改造呢？这改变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暂时略有喜意。
从今以后，我就同我在上面谈到的首先被批斗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时，在外文楼批斗这一位老教授，我当时还滥竽民人之內，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同志”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
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八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据我从旁观察，从那时起，北大工人就变成了白领阶级，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头噤子，自己什么活都不干，成了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我颇有点腹诽之意。然而，工人是导领一切的阶级，我自己只不过一个阶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也不敢说三道四了。据我看，专就京北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蔵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呑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古脑儿爆发出来了。在大饭厅批斗面壁而立时，许多响亮的耳光声，就来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与某一些教授的脸相接触中。我这些话，有一些工人师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子，就应该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接受也否认不了事实的存在。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工人监督下进行劳改。多脏多累的活，只要他的嘴一动，我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旁边颐指气使。他横草不动，竖草不沾，就这样来“导领一切”
这样劳动，我心里有全安感了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并不怕劳动。但是这样的劳动，除了让我失掉锻炼腿双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外，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东语系或北大的某一个部门的头领们，一旦心血来
，就会派人到我劳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总能把我手到擒来。有时候，在批斗完了以后，仍然要回原地劳动。坐过一阵噴气式以后，劳动反而给我带来了乐趣，看来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我决不敢，也不愿意走
关大道。在大道上最不全安。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或者几十成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満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満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况且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只脚”那可真是如堕入十九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不敢走
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
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薰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它们不知道我是“黑帮”只知道我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儿。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但是，人生总是祸不单行的，天堂也决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我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我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
如注。此时，我们那个牢头噤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
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这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我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我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我就乘机滚了蛋。我脚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只脚正式走路，另一只是被拖着走的。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我不敢进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见了我都会怒目而视，我哪里还敢自投罗网呢？看到我这一副狼狈相，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上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上边怪罪下来，不但我吃不消，连那位工人也会受到牵连。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国民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此时，北大的两派早已开始了武斗。两派都创建了自己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点。掌权的公社派当然会阔气非凡。他们把好好的价值昂贵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了长矛，拿在手里，威风凛凛。井冈山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据几座楼，相互斗争。每一座楼都像一座堡垒，警卫森严。我没有资格亲眼看到两派的武斗场面。我想，武斗之事性命
关，似乎应该十分严肃。但是，我被监工头领到生学宿舍区去清理一场烈的武斗留下的场战。附近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満了砖头石块，是两派战时所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満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里莞尔一笑。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我脸上没有笑意已经很久很久，笑这个本能我好像已经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个轻松的揷曲。但是，真正的武斗，只要有可能，我还是尽量躲开的。这种会心的微笑于无意中得之，不足为训。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两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敌人。我若遇到武斗而躲不开的话，谁不想拿我来撒气呢？我既然凭空捡了一条命，我现在想尽力保护它。我虽然研究过比较杀自学，但是，我现在既不想杀自，也不想他杀。我还想活下去哩。
劳改初级阶段的情况，大体如此。 ｕＭUｘＳ.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