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多变若妖,生活在传说中
南都周刊·张守刚
那时候我不够红吗?
多年之前,作家麦琪曾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再次听到这话,严歌苓大笑道:“啊?当时难道我不红吗?我的作品在湾台得了9个奖,而且都是那么大的奖。”
谈笑间,《梅兰芳》《一个女人的史诗》等最新影视剧的风头,已经湮没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渔》那种小众化的荣光。
已经习惯了严歌苓的改变。这一次,长篇小说《寄居者》让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內。如果剥去了沉重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女男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说,《寄居者》中的女子寻找真爱的过程像极了一部流行的韩剧。主人公May(玫),以为自己喜欢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触另一个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者是自己的最爱。
这一点上,严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体验都雷同:女人会抵触某种男人,他们或者邋遢不够绅士,或者
鲁不够文雅。女人自己会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于是,越喜欢,越抵制。在之前的长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
女的口吻讲述了这种
罢不能的爱情。
这次,在《寄居者》中,她试图找到一种别样的语调:一位老妇人在回忆很多年前自己策划实施的一起善恶参半的事件。May起初
惑杰克布的目的,仅仅是想偷到他的护照,帮助自己的犹太人未婚夫彼得逃离将成魔窟的海上。
她个人的形象扑朔
离,她的写作也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用“华丽转身”形容绝不为过。如果非要寻出她一以贯之的原则,那就是两个字:经济。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图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种
炼。还有,除了自传
很強的《有个女孩叫穗子》,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来源五花八门,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准之子)的故乡。
原始的冲动。她被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她用铅笔写小说,写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运的时候,她才开始感到奋兴,感到刺
。“知道吗?我为什么也用英文来写小说?因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东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为《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海上,她近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会成为另一个张爱玲吗?她会冷冷地回答:张爱玲只会有一个。“我的海上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以后我还会写海上,那也还是我的海上,不是张爱玲的。”
密私的另一条命
一直在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决裂。从去国美的1989年开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条命”里。
12岁当兵学舞蹈,20岁做中越战争前线的战地记者。从军13年,她最大的收获是“
襟”采访过她的媒体记者在杂志上写,严歌苓是多么优雅的女人啊,听到这个,她会有点慡朗地笑出声来,她自称很有军人气质“
线条的,不婆婆妈妈,也不细腻”军队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个人走在马路上,不能横着走,要竖着走成一排。
“那是一个非常
糙的集体,发现一点细腻的东西,它都会扼杀你。从人
角度来讲,我确实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显谨慎,不过她的作品早表达了她的立场。《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都是军队题材的作品,用人
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中,她写文秀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将
体献给陌生的男人——你会感到背后的严歌苓,嘴角含着隐忍之冷。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兰芳》的陈凯歌为什么把她引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陈凯歌一语点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对共同经历过的“文革”荒诞时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条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场不圆満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学习,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开始了她的海外生涯。从英语的每一个单词,从叉子西餐简单的生活技巧,这位30岁的女人,开始了自己“返老还童”的痛苦历程。
一边刷盘子,一边写字,写作依然是她谋生的手段。她写很多短篇小说,投到湾台的报刊,挣美金。她没觉得那时候为了钱赚的作品,写的不如现在,相反,她甚至觉得那时候写的比现在好。
在陌生的国度里,生长出另一个严歌苓。“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脫胎换骨的一种。”那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感敏而痛苦。”就像她喜欢的国美
人黑歌曲,那是用
嗓子唱出来的乐与痛。
半路出家学来的西方文化,让她没有归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势的,国美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边缘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脫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这几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严歌苓短暂回到京北,等待她的,是她已经缺席了20年的京北。“变了,变得很厉害。”她叹息说“要好好补课。”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与国美外
官劳伦斯结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每两三年,他们都要换一个家国或地区居住。从2006年的9月份到现在,他们一直居住在湾台。“刚去洲非的时候很不适应,适应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须走。”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国美居住的伯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问到任何关于家庭的问题,她都一脸幸福,笑语晏晏。不过,家国不幸诗人幸——美満的家庭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吗?
50岁的严歌苓回答说,写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没有关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释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个生活幸福的人,他离开那个世界源于一种感敏。一个人能否写作,看有没有这种感敏。对人家的快乐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京北,但她很少在京北写作。“京北让人有太多
望,到处在起高楼,人
横
。”采访她的那几天,她在京北新买了一套房子,你想象不到她买房子的原因:为自己心爱的一条狗。“之前买的是公寓,不让养大狗,我天天跟做孙子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这时候的她是媚柔的,也是随
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说不行,也就算了。”她做人的原则是:不是一定要干什么,没什么都行。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后来写《梅兰芳》的时候,这点她觉得跟自己很像。她是个会“蔵”的人,你不能期待她
身而出式的金刚怒目,她的锋芒都蔵在她的文字中。
但有人问她对年轻人的寄语,她会回答:“在邻居和同事或者同学的价值观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候,别信它,别理它。”乍一听,这不像那个姿态优雅的严歌苓,你会感受到这个女人的固执与尖锐——那属于她的另一种密私。
我这样写,我觉得HIGH
南都周刊:看了你的几本书,我最喜欢的还是《寄居者》。
严歌苓:有意思,大家的反应都不相同。有些人觉得读不进去。你这样的鼓励我应该多听听。
南都周刊:鼓励倒说不上,跟看一场电影一样,过程很享受。
严歌苓:原本是电影剧本,电影公司邀约来写。但我觉得电影有些地方发挥不出来,而对寄居者有很多话要讲,还是写一本书要好。
南都周刊:算应酬之作?
严歌苓:不是。其实我对犹太人这个主题感趣兴很多年了。犹太人群体和国中文化有两次碰撞,最早宋朝时有1000多人来国中,后来被同化了。二战期间,由于被害迫,又来了一批,其中很多人就来到海上,《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地。犹太文化和华中文化有相近的地方,琢磨起来有意思,有意思的东西就想写小说,电影达不到。
南都周刊:哪些相近的地方?
严歌苓:比如说犹太人和国中人都注重独善其身。他们都拼命地去做事,都是很好的商人,也都是很好的手艺人,他们很勤劳,爱钻研,也爱钻营。他们有注重教育的传统,比如再穷也让孩子读书,要读秀才,考状元啊。
南都周刊:区别呢?
严歌苓:华中民族缺乏那种凝聚力,犹太教的凝聚力太大了。
南都周刊:《寄居者》与《扶桑》都有海外背景。不过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女人如何寻找自己的真爱。你以为你喜欢这个,实际上你喜欢的是另一个。
严歌苓:在你把它点破之前,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南都周刊:不是有意识的?
严歌苓:不是。本来写主人公May跟他去了国美,她为了男友彼得害了杰克布。她应该认识到自己对杰克布的爱,但刚开始她从感情上杀掉了他。写到最后,我发现May不能这样做。她一点一点地发现自己爱上了他,就不能继续那样做。
南都周刊:她最后的行为背叛了她的计划,当然,从感情线上来说,这一点都不突兀。
严歌苓:有时候,女人会抵触这种人。她在心里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她喜欢,她拼命抵制。
南都周刊:有人称你是好莱坞编剧。在好莱坞的经历会不会让你将来的作品变得更“好莱坞化”?
严歌苓:其实我在那儿写的东西不多,不是那种主
的好莱坞的格式化的东西。我改编过苏联的长篇小说,还有越南的长篇小说,因为制片方觉得我有社会主义家国生活的经历。我们也学好莱坞的东西,怎么写奏效,怎么抓人心。所以,是不是受到影响,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长了,这种影响肯定是有的。但这是种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在有意识地抵制,所以好莱坞的大路片我都是不看的。
南都周刊:听说你喜欢“卧底”为写小说实地考察过。
严歌苓:我在冲绳岛的纪念馆,曾经看到资料说有130个15岁到18岁的孩子,都死在冲绳决战中,很多是拉手榴弹杀自了。在纪念馆,还能看到照片上他们稚气的眼神,看着我就流泪了。后来我写《小姨多鹤》,就想到了我站在照片前面的那种感觉。
为写《寄居者》我先后读了十多本书,有关犹太人在海上主题的,我翻遍了国美的图书馆。我还了解很多细节,香水用什么牌子?风衣是什么牌子?裁
店是什么样子?舞厅是怎样的服务?等等。
南都周刊:跟别的作家比起来,你小说里都隐蔵着一个“我”你写了那么多小说,就有无数个“我”到底哪一个跟你最相近?
严歌苓:你看过《穗子物语》吗,那个穗子是比较靠近我的,每一篇都有我的经历,小说化,然后发酵出来。其他的故事虚构很大,但女主人公也有我对世界的理解。比如《第九个寡妇》,里面的王葡萄特别闲不住,我也是这样的人。没有我自己的话,我写不好。
南都周刊:我认识一些你的读者,她们对你的个人生活很有趣兴,想拼命在其中看你爱情的影子。
严歌苓:有我的隐私吧。但隐私不等于生活隐私,而是我的思考。我不喜欢站出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如何如何。那就失去了我生活的密私的感觉。
南都周刊:有人看《寄居者》想起了三
和荷西。《寄居者》能満足这部分人的窥探
吗?
严歌苓:应该说没有。主要是我对寄居状态的认同,还有那种悲哀。不过,我很能钻到那里面去,钻到那个性格里去。
南都周刊:有些作家比如张承志都不写小说了,讨厌満纸的虚构腔调。
严歌苓:虚构里才能蔵。有些人是很密私的,我就是很密私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愿意用严歌苓的这个我出来发言。怎么让你感到快乐,怎么HIGH,就怎么做好了。张承志这样写,如果让他HIGH了,那就好;我这样写,我觉得HIGH,那我就这么写,就这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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