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文艺营开幕式上的讲演
我称自己为“国中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自然是带点戏言意味的。这其中有我的几许苦恼和几许乐趣。我想，像我这样游散于祖国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华语写作的人，会体味我的苦乐参半的，感受。
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
，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国中语言。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对于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讲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迁移——这个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己翻越了几个世纪的迁移过程使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说。然而述说故事的语言决定它是否有听众，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语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语语境，即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我们与第二故乡（我们所移居的国度）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经验，这似乎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优势，使我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为易被认同（而不像许多发生在国中 陆大的故事，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审美首先要具备对陆大半个世纪来的历史知识，包括对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所发生的特殊环境与语言之知识）。这种语言习惯甚至比方言或术语更难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国的
亡作家普宁、那波可夫，犹太的辛格，以及近年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以母语写作。参照这些作家，我们这些国中文学的“游牧者”们并没有跻身于那个更为环球
的文学“游牧部落”中去。同样，似乎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国中本土的文坛上，也只有一个近乎虚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对于国中读者是遥远的，是不切题的。他们对我们的语言感到别具风情，但这语言所砌筑的故事仅使他们好奇，整体上是只能类属国中文学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不能入进主。这似乎又让我们感到劣势的处境。在海外生活、学习了八年，使我认识到国中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是次要的。汉学界外的文学读者对于国中文学，几乎是无知的。这当然与翻译者们有很大关系，甚至也可以归结到我们汉文字的特
。西方语言学家认为国中语言是视觉的，而其他所有语言都是听觉的。因此国中语言文字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汉字的意象造成审美对象视觉上的感快其实是最強烈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曰圆”这些文字本身给人的意象是极其图像的）。国中文字的特别属使我们在把国中文字传导给世界时有着大巨困难。尽管我们所描写的生活经验是世界认识的（不像国中
陆大的作家，若想他的故事被懂得，必须作大量的历史背景介绍，必定对一定的时代用语作注解），我们语言却不能通过翻译来得到理想的全球流通。我们语言中所含的情感与思想，中文本身所具有的无限丰富的表达，都成了无法变通，因此无法产生能量的电。每每想到此，我总感到我们这个文学游牧民族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这挑战包括寻找到更具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寻找到能够全世界流通的写作方式和语言。前二者是容易做到的，但后者却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生活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的环境中，我们在聆听和阅读别种语言的过程中，应更有意识地体验别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描述方式，从而在华文中寻找出最精确、最令人心领神会的表述语言。一旦找到或创作出这样的国中文学语言，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
失大量的国中文字之美丽、之含蓄、之生命。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普及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仍有大巨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我们在文字创作中对国中语言的求索、锤炼，都在催化它的成
。大众的语言是不断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断被其他语言所影响、所浸润，但大众语言的进化是自然所至，是无意识的，而文学工作者们，如我们这样用祖传文字来创造当代语言之艺术的人，对国中语言的开掘与更新，则应是有意识的。晋末的符坚，在千万大军被谢安击退后，后裔们渐渐
亡到蔵、羌
杂之地。他们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诗使他们在游牧过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变得无形却无限。那歌唱对别民族久远的感染，以及对自己文化基因的遗传，使之成为不灭的生命。那毕竟是太古老太悲伤的游牧形式。我们在祖国海岸线之外拥有了土地和天空，我们以自己的文字写着自己的往事与今事，写着梦想与现实，文学便是我们这个“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的歌唱。
ｕＭUｘＳ.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