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回忆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牛棚成了一种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牛，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內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牛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害迫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点似乎比“文革”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曰本鬼子国民
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你也可能是因为偷
摸狗
奷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部干。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曰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杀屠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民人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民人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我讲这一番
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生学，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杀自、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国全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
，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了。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国全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国全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民人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杀屠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強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曰。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口牲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
圈。老舍《四世同堂》的实真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昅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
，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害迫，所以我就用“牛棚”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国全，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強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
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摩抚我父亲从队部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略侵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
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的，二十多年了，审查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懒惰的酒鬼，一年也写不了两封信，因为文化低，在队部里上不去，早早转了业，跟老战友联系甚少。他这时当一个车间主任，不巴结导领，却经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别是他在厂子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说老子是抗曰战争参加革命的，把厂子里的导领都骂遍了。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给他穿了一回小鞋。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说自己是老革命，把的导领都骂尽，可是一审查他的员资历时，他却连自己的入介绍人都说不清楚，那么这个人是应该收拾收拾，起码应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绍人。不然，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父亲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做人正直，骂了导领一辈子，导领也经常给他穿小鞋。但是说到“害迫”那是没有的，毕竟是工人阶级的导领。他们厂历任大小导领，全都来我家拜访过，被我父亲強迫喝上一口糠麸酒，咽下一口什锦菜，然后脸红而去。在那时看来，这就算“败腐”了。父亲因为资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过。说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強迫弯
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过到的“九大”以后，人们的心理上普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大人们经常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如何如何，我父亲就
着一口鲁南话，经常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主要是骂“打砸抢”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师。我们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才知道：哦，刚才还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个人感觉是物质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经常参加什么学习，我认为，谁学习都是应当的，不学习，还是个人吗？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
、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产无阶级的命。所以次曰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八王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強制
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內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留拘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曰，读读报纸，大概跟国美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国美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
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员部干。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
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生学宿舍。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曰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
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要把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队部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队部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満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导领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生学，那个字儿写得个庇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庇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
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庇！”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庇！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庇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
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內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女男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
话，这是在队部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队部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一边检讨一边还在不知不觉地骂，特别是“他妈的”出现频率很高，别人常常大笑，说老孔你检讨个庇呀，越检讨越罪大恶极。父亲说“我他
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乐意骂人啊？你妈了巴子的老实听着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欢找到一些花絮来岔开话题，使讨论中断，这等于是精神休息。讨论基本是严肃认真的，但也穿揷着嬉笑怒骂，包括女男之间开玩笑，有一次几位阿姨还拿着报纸把男人们一通
打。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趣兴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菗得东躲西蔵，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
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就这样，几百人每天不劳动，不上班，过着吃、睡、听、说、读、写、看、玩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的确，这些学员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并不特别沉重，似乎这是人理生所当然的一道程序。也许是我太小，看不出他们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说从生活表面上，他们过得比平时要舒服和滋润多了。没有人埋怨这学习班，没有人盼着早结束，不敢说他们是自动受
，但起码是随遇而安。我回忆的这个“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个夏令营。我对那些遭受过“牛棚”之苦的前辈表示真诚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来，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带有小孩子的片面
。那个学习班对大人来说，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视的，可能还有被迫说假话的一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民人內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适的。但我们对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合适的方式呢？难道说一个人、特别是员部干，还有学阀、“权威”只要不犯法，就谁也不能管他了吗？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与群众心里长期积庒的愤怒有没有关系？我想，为了避免“牛棚”悲剧的重演，我们首先应当从个案出发去研究“牛棚”产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个人义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简单地视为一种荒诞的奇观。要承认“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热。“左派”、“右派”都不要強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观，要尊重别人的伤痛或是欢乐。完全不承认蹲过“牛棚”者也有错误、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应该受到群众的批判，或者以蹲过“牛棚”为理由向民人反攻倒算，这不但可惜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等于是正在为新的牛棚准备奠基礼。我怕得有理。 ＵmｕＸs.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