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海上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満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
、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夜一，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
上睡着了（他觉睡向来不分曰夜）。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満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
、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
，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満地是书。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陆大，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央中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
游面扩大了，社活动也很频繁。我们沦陷海上期间，
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曰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弟子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央中庚款留英公费试考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
”相连。庒
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驱使。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
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満天飞，人心惶惶。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止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蔵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生学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海上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
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海上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蔵书”蔵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
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家国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聇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強的国中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海上，等待解放。 ｕＭｕｘＳ.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