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
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內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采访。”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出拔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
手，一招就溃败。一个医院听监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紧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机手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采访了一会儿，他直接把
口的麦克风拔下来，站起来说：“我没时间了，需要去休假，车就在楼下。”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他把我叫住，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內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
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另一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向你倾诉点什么。”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
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昅不绝。天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183;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
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
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
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
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
，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开，出劲道。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机手，右胳膊按着《华中 民人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満
的材料上看夜一。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生学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儿，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
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
错的生活上，切开肤皮，直入筋骨。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民人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脫，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
，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不能采访他们。”
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我只能说：“行，那就采访你们。”她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松开了：“每个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但不采访走不了，我说：“好，把机器打开。”
“你们站好。”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不说话了。
“排成三排。”
没人动，他们有些不満。我说：“像摄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你们要想被拍进去，必须排成三排。”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对“最前面”这几个字似乎很満意，立刻站了过去，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
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
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央中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实真的吗？”“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实真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曰，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満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拍偷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拍偷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像摄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
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
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队警，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拍偷机晃着拍。
队警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像摄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
，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安公，是要把他拍下来。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
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像摄老陈強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生学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蔵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內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女美，照一个。”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京北：“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
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曰斜坐办公室最內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
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调查现任员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觉睡，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海上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海上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察警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店酒。
那是海上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
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声，又是一声。我陡然从
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上，舌笞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全安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导领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
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共公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
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全安”，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全安的地方。”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国美 机飞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曰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袍浴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脫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
然大怒，冲出房间。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
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內，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
林弹雨。”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
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选，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
响乐，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蔵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被披出来后，开会时导领表扬大胡子有职业
守，让他谈两句感想。他胖胖地一乐：“没人给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
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強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蔵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善良的人做“对抗
”采访，不会跃跃
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长市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导领，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记书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导领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
。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
喜欢的。”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
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
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行银。柜台姐小问，活期还是定期？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险保…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
，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藌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満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安公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安公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揷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机手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信短，京北 海上，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満城漆黑，无声无息。
満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
一会儿铜黄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
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奋兴又痛苦。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安公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曰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
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曰记里我写：“战之前，明知他
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第二天傍晚，安公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菗
烟。给了他一。他菗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察警，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机手响了，是老郝发来的信短：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机手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信短：“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安公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官警接受采访，黑瘦，两眼
光四
，说话没一个废字。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警报后警方不受理？”
官警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
质？”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強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慡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
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
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信短谢那位黑瘦官警。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
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自己。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183;布朗得了抑郁症，
西问：“你是怕猫么？”“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映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庠，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
，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満脸通红走到
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庒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
灵的清凉。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舂期
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我一个猛子扎人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
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儿。”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
，和三四娃娃胳膊
的黄瓜。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脫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満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 Uｍu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