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骚
　自《风》、《雅》寝声，莫或菗绪，奇文郁起，其《离》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而不，《小雅》怨诽而不，若《离》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曰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玩而未核者也。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琊，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曰，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曰夜，举以为，荒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而采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难与并能矣。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辞，昑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赞曰∶

　不有屈原，岂见离。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溢锱毫。

　译文

　《辨》是《文心雕龙》的第五篇。从这篇起，到第二十五篇《‮记书‬》的二十一篇，是全书的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是就文学作品的不同体裁，分别进行分析和评论。各篇大体上有四个內容：一是指出每种文体的定义和写作特点，二是叙述各种文体的发展概况，三是对各种文体的主要作品进行评论，四是总结这种文体的写作特点。所以，这部分总的来说，虽可以称为文体论，但也涉及许多创作和批评的意见。

　本篇主要论“”，但不限于屈原的《离》，也评论了《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所谓“辨”，首先是过去评论家对《楚辞》有不同评价，应该辨其是非；更重要的是《楚辞》的主要作品《离》是否符合儒家经典，需要辨其异同；再就是《楚辞》中屈、宋以后的作品，成就不一，需要辨其高下。这也就是本篇的主要內容。

　全篇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证汉代刘安、王逸等各家对《离》的评论，认为其称赞和指责都不尽合实际。第二部分提出自己对《楚辞》的意见。刘勰比较了《楚辞》和儒家经书的异同，从而肯定了《楚辞》的‮大巨‬成就。第三部分讲《楚辞》对后代作者的不同影响，进而总结出体写作的基本原则。

　《辨》是在汉人评论《离》的基础上，对《楚辞》所作较为全面的总结。刘勰的评论，因受到“宗经”思想的束缚，并不完全正确。但总的来看，他给《楚辞》以《诗经》之下、汉赋之上的历史地位，这是正确的。特别是他提出了《楚辞》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特点，认为这方面虽然在內容上有“异于经典”的地方，但它是“自铸伟辞”，有一定的创造和可取之处。根据《楚辞》的特点及其影响，刘勰最后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创作原则，要求在作品中做到奇与正、华与实的统一，这是他的卓见。

　（一）

　自从《国风》、《小雅》、《大雅》以后，不大有人继续写《诗经》那样的诗了。后来涌现出一些奇特的妙文，那就是《离》一类的作品了。这是兴起在《诗经》作者之后，活跃在辞赋家之前，大概由于离圣人还不远，而楚国人又大都富有才华的原因吧？从前汉武帝喜爱《离》等篇，让淮南王刘安作《离传》。刘安认为：《国风》言情并不过分，《小雅》讽刺也很得体，而《离》等篇正好兼有二者的长处。屈原能像蝉脫壳那样摆脫污浊的环境，能够消遥于尘俗以外，其‮白清‬是染也染不黑的，简直可以和太阳、月亮比光明了。但是班固却认为：屈原喜欢夸耀自己的才学，怀着怨恨而投水‮杀自‬；他在作品中讲到后羿、过浇、二姚的故事，与《左传》中的有关记载不符合；讲到昆仑和悬圃，又是儒家经书所不曾记载的。不过他的文辞很华丽、雅正，是辞赋的创始者。所以，屈原虽然算不上贤明的人，但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后来，王逸却以为：《诗经》的作者说什么曾提着耳朵警告，屈原就比这和缓得多。《离》里边常有根据经书来写的，例如说驾龙乘凤，是根据《易经》中关于乘龙的比喻；说昆仑和沙，是根据《禹贡》中关于土地的记载。所以，后代著名学者们所写的辞赋，都以他为榜样；的确是和金玉一样值得珍贵，历史上没有可以和他并称的。此外，如汉宣帝称赞《楚辞》，以为都合于儒家学说；扬雄读了，也说和《诗经》相近。刘安等四人都拿《楚辞》比经书，只有班固说与经书不合。这些称赞或指责都着眼于表面，常常不符合实际，那就是鉴别不当，玩味而没有查考。

　（二）

　要考查这些评论的是非，必须核对一下《楚辞》本身。像《离》里边陈述唐尧和虞舜的光明伟大，赞美夏禹和商汤的敬戒，那就近于《尚书》中的典诰的內容。《离》里边又讽刺夏桀和商纣的狂妄偏琊，痛心于后羿和过浇的灭亡，那是劝戒讽刺的意思。《涉江》里拿虬和龙来比喻好人，《离》里拿云和虹来比喻坏人，那是《诗经》里的“比”和“兴”的表现方法。《哀郢》里说回顾祖国便忍不住流泪，《九辩》里慨叹楚王在深宮里，难于接近，那是忠君爱国的言辞。察看这四点，是《楚辞》和经书相同的。此外，在《离》里假托什么龙和云旗，讲些怪诞的事，请云神去求洛神，请鸩鸟到有娀氏去保媒，那是离奇的说法。在《天问》里说什么共工触倒了地柱，后羿掉了九个太阳；在《招魂》里说，一个拔树木的人有九个头，地神有三只眼睛，那是神怪的传说。《离》中说要学习殷代贤大夫彭咸的榜样，《悲回风》中也说要跟着伍子胥来顺适自己的心意，那是急躁而狭隘的心。《招魂》里还把‮女男‬杂坐调笑当作乐事，把曰夜狂饮不止算是娱，那是荒的意思。以上所举四点，是和经书不同的。总之，讲《楚辞》中和经书相同的有这样一些內容，说它夸张虚诞的描写也有这样一些地方。由此可知它基本上是学习古人的著作，但里边包含的內容已杂有战国时的东西了。拿《楚辞》和《诗经》相比，是要差一些；但和后代辞赋相比，那就好得多了。从各篇中的基本內容和附加上去的词藻来看，虽然也采取了经书中一些內容，但在文辞上却是自己独创的。因此，《离》和《九章》是明朗、华丽而能哀感地自抒意志，《九歌》和《九辩》则辞句美妙而表情动人，《远游》和《天问》的內容奇伟而文辞机巧，《招魂》和《大招》的外观华而又有內在的美，《卜居》显示出旷达的旨趣，《渔父》寄托着不同合污的才情。所以，《楚辞》的气概能超越古人，而辞藻又横绝后世。这种惊人的文采和高度的艺术，是很难有人比得上了。

　（三）

　从王褒《九怀》以后，许多作品都学习《楚辞》，但屈原和宋玉的好榜样总是赶不上。屈、宋所抒写的怨抑的情感，使读者为之痛苦而深深地感动；他们叙述的离情别绪，也使读者感到悲哀而难以忍受。他们谈到山水的时候，人们可以从文章音节悬想到岩壑的形貌；他们讲到四季气节的地方，人们可以从文章辞采看到时光的变迁。以后枚乘、贾谊追随他们的遗风，使作品写得华丽绚烂；司马相如、扬雄循着他们的余波，因而作品具有奇伟动人的优点。可见屈、宋对后人的启发，并不限于某一个时期而已。后来写作才能较高的人，就从中昅取重大的思想內容；具有小聪明的人，就学到些美丽的文辞；一般阅读的人，喜欢其中关于山水的描写；比较幼稚的人，只留连于美人芳草的比喻。如果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方面依靠着《诗经》，一方面又掌握着《楚辞》，昅取奇伟的东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华的事物而不违背实际；那么刹那间就可以发挥文辞的作用，不费什么力就能够穷究文章的‮趣情‬，也就无须乎向司马相如和王褒借光叨（tāo滔）教了。

　（四）

　总之，假如没有屈原，哪能出现《离》这样的杰作呢？他惊人的才华像飘风那样奔放，他宏大的志愿像云烟那样高远。山高水长，渺无终极，伟大作家的思想情感也同样的无边无际；因而为文学创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字字句句都光彩丽。

　“继承与创新” ——《文心雕龙》枢纽之一

　《辩》应归于“文之枢纽”部分还是归于“论文叙笔”部分一直是“龙学”研究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认为归于“论文叙笔”部分一派的理由是：“论文叙笔”是文体论，而《辩》是论“”这一文体的，理应归于“论文叙笔”

　认为归于“文之枢纽”部分一派的理由有二：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质。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二、《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这两个理由想要说明《辩》应归于“文之枢纽”部分，其实反倒说明了应归于“论文叙笔”部分。认为《辩》应是“论文叙笔”中的重要部分而倍受刘勰的重视而被提到“枢纽”部分，而且认为所有的“论文叙笔”都应归于“枢纽”部分而不便才这样分组布局的。

　我不明白这个意思。如果能全都归于“枢纽”部分，刘勰早就归入了，为什么还要分“枢纽”和“论文叙笔”？能合二为一他一定会合二为一，这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关键是內容的联系与否。他之所以这样排列、分组，一定是不能合二为一才分开的，是必须分开才分开的。正如《序志》中所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辩乎；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同属于“纲领”，但“文之枢纽”是“文之枢纽”，“论文叙笔”是“论文叙笔”，他们在“纲领”部分乃至《文心雕龙》整部作品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认真研读了《文心雕龙》全文、认真研读了“纲领”部分、认真研读了“文之枢纽”、认真研读了《辩》之后，我的观点是：《辩》必须归在“文之枢纽”部分而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

　一、《辩》必须归在“文之枢纽”部分

　“文之枢纽”的五篇文章谈的都是关乎全书的关键问题，其实是刘勰的文学创作原理，是任何写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辩》之所以放在“文之枢纽”，是因为刘勰依据《离》、依据屈原的作品、依据《楚辞》提出了他有关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继承与创新，而《离》是将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继承与创新是《离》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特出于文坛、诗坛之因，尤其是它大胆奇特的创新更是刘勰推崇、赞美之处。“继承与创新”是刘勰文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也是自古至今一切文章写作必须遵循的原则。继承与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刘勰在“文之枢纽”部分提出的这一原则统摄着后面诸部分。“论文叙笔”所谈论的每一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演变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剖情析彩”所谈论的每一种创作手法也离不开继承与创新，而且在这一部分有《通变》一文，专门谈论继承与创新的相关问题；文学批评也离不开继承与创新；甚至在《序志》一文说明自己写作《文心雕龙》的意图、目的时也没有离开继承与创新。因为刘勰认为“继承与创新”是“文之枢纽”，而《离》是“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必须把《辩》放在“文之枢纽”部分，借《离》及《楚辞》具体形象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继承与创新”，怎样“继承与创新”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好处。

　正如刘勰在《辩》中所言：“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我们就结合《辩》、《序志》及其它相关篇章，运用刘勰作品中的语言探究他把《辩》放在“文之枢纽”部分的意图。

　对《离》历来褒贬不一：“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之所以出现这些“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玩而未核”的评价，标准就是合不合经典。

　“昔汉武爱《》，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而不，《小雅》怨诽而不，若《离》者，可谓兼之；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琊：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这是看到《离》继承经典的一面并给予肯定。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弄彃曰，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猖狭之志也。士女杂坐，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曰夜，举以为：荒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班固以为：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这是看到《离》不合经典的一面并给予否定。

　而刘勰既看到《离》继承的一面也看到《离》创新的一面，既肯定《离》继承经典的一面也肯定《离》创新的一面并给予高度评价：“自《风》、《雅》寝声，莫或菗绪；奇文郁起，其《离》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他尤其推崇屈原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一面，给屈原及其作品高度评价：“不有屈原，岂见《离》？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溢锱毫。”

　那么怎样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呢？那就是既继承又创新：“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辩》)

　创新会有什么好处呢？“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就能写出“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通变》）的颖脫之文。

　刘勰还在其它文章中多次谈到有关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

　《辩》辩明有关《离》历来争议的问题，表明刘勰的态度并以《离》为例，具体形象地提出他“继承与创新”的创作原则；《序志》中“变乎”再次強调《离》最大的特点是“变”即创新；《通变》一篇专述有关“通”（继承）与“变”(创新)的问题。这样不厌其烦的目的何在？

　《辩》、《通变》、《序志》及其它文章中的相关谈论足以证明“继承与创新”是刘勰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他把《辩》放在“文之枢纽”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二、《辩》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

　《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意为在“论文叙笔”部分，对于每种文体，都追溯它的起源，叙述它的演变，说明体裁名称的意义，并举几篇代表作品加以评论，从阐述写作道理中总结各种文体的基本特点。而且，在“论文叙笔”部分论述每一种文体的写作都离不开“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四个方面，而《辩》一文中这四个方面都具备吗？

　就以“释名以章义”为例，在“论文叙笔”部分论述每一种文体的写作必须说明体裁名称的意义：“诗者，持也”（《明诗》）“说者，悦也”，“论者，伦也”（《论说》）“史者，使也”（《史传》）“碑者，埤也”（《诔碑》）“赞者，明也，助也”（《颂赞》）“启者，开也”（《奏启》）“移者，易也”（《檄移》）“戒者，慎也”“教者，效也”（《诏策》）…在“论文叙笔”的每一篇文章里，“释名以章义”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辩》一文中，根本就没有解释“离”为何意，而“离”的意义又是各家在谈到《离》时必须谈论的问题，可喜欢“释名以章义”的刘勰却在《辩》中对这一大家都感‮趣兴‬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为什么？因为刘翁《辩》之意不在“论文叙笔”而在“文之枢纽”，因为刘勰要用《辩》谈枢纽之一----“继承与创新”，而不是为了“论文叙笔”，谈论文体“”及楚辞的。这是《辩》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的理由之一。

　退一步来说，如果把《辩》归在“论文叙笔”部分，《辩》也不应该是“论文叙笔”的第一篇，最多也只能放在第二篇。就产生的时间而言，《诗经》先于《离》；就成就与影响而言，《诗经》高于《离》。《离》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它是承上之《诗经》而启下的，如果把《辩》归在“论文叙笔”部分，《辩》应该在《明诗》之后的，怎么能成为“论文叙笔”的第一篇呢？这于情于理都解释不通啊。这是《辩》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的理由之二。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在《序志》中已经很明确写出了“文之枢纽”包括哪五篇文章及其理由。《辩》是“文之枢纽”的一部分，理由是“变乎”，刘勰就是看重《离》“变”的特点，而“变”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之一，是刘勰文论的重要原则之一。

　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前人或他人的作品？应该如何解决我们阅读时产生的疑难问题？最可行的方法是认真研读原文，在文中找答案，即所谓的“答在文中”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为什么这样安排而不那样安排，其实这些意图作者在文中早已代得十分清楚，关键是我们是否认真研读原文了，我们是否明了了作者的苦心安排。

　关于如何阅读文本，刘勰也已说得很清楚：“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可是，我们征其言来核其论了吗？没有。我们是用我们的想当然来強解释它不应该这样，它应该那样，但这还是刘勰的本意吗？这还是刘勰的思想吗？那只是強扭的瓜，不甜。

　“圣人之情，见乎文辞”刘勰之情也见乎其文辞之中，我们用心体会了吗？

　关于如何进行文学评论、如何进行文学鉴赏，刘勰在《文心雕龙》批评论专论《知音》中写得很清楚：“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者，深废浅售。”我们是否披文以人情了呢？我们是否沿波讨源了呢？我们是否觇文辄见其心了呢？不，我们深废浅售了。

　当我们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之后我们觇文明了了刘勰其心，明了了刘勰把《辩》归在“文之枢纽”的意图与原因是：“继承与创新”是《离》的特点，“继承与创新”是文章写作的重要原则之一，“继承与创新”是刘勰文论《文心雕龙》的枢纽之一。

　很多研究者认为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文章归入“文之枢纽”部分，是刘勰的宗经思想在作怪，《正纬》、《辩》两篇文章也是因为与经典有一定关系才要放在文之枢纽里，以此显示刘勰不能摆脫儒家宗经思想的束缚，显示刘勰的局限。

　其实这都是对刘勰的误解。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不是为了宣扬儒家的宗经思想，而是为了文章写作。《原道》是探求自然之规律、探求写文之规律，做任何事都有规律可循，写文章也需要遵循规律而且也有规律可循。《征圣》是探求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曰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圣人能懂得妙的道理，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把妙的道理写成文章，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圣人虽成过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衔华佩实”是圣人著作的突出优点。认为圣人的作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师乎圣”，希望写作者能以圣人为师，学习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写出优秀的作品。《宗经》是探求经典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意义：“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后世作者如果能学习经书的这些特点就能创作优秀之作：“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

　《原道》探求写文之规律，《征圣》探求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宗经》是探求经典对后世创作的借鉴意义，《正纬》阐明他的创作原则“弃其糟粕、取其华”，《辩》阐明他的创作原则“继承与创新”这五篇文章作为《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各自阐明了刘勰的五个创作原则：“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至此，“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遵从规律，学习圣人，借鉴经典，弃其糟粕、取其华，继承并创新，这五个方面是写作优秀作品必须遵守的原则，是刘勰为了后世作者创作出优秀作品总结的创作原则，“文之枢纽”乃至整部《文心雕龙》都是为了文章写作，而不是为了宗经宣经。

　综上所述，我认为刘勰把《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辩》五篇文章归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不但不能显示他的局限，反而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胆识。尤其是《辩》，一定要尊重刘勰的原意归在“文之枢纽”部分，因为在这一篇中刘勰提出了他文学理论的重要创作原则“继承与创新”

　而且，刘勰不仅是这一创作原则的明确提出者，也是这一创作原则的坚定实施者，他的《文心雕龙》就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开出的一朵丽奇葩。他不仅说给人们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更做给人们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身先士卒、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其说服力、影响力自不必说。

　这是我对于《文心雕龙》“辩”篇的一点浅陋见解，弄斧于班门，请教于方家，以期提高认识。 ｕＭUｘＳ.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