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主将
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太公曰：“诸有
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
一分，相参而不知情也。此谓书，敌虽圣智，莫知能识。”武王曰：“善哉！”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率领军队深入敌国境內，国君与主将想要集结兵力，根据敌情进行灵活的机动，谋求出其不意的胜利。但事情繁杂，用
符难以说明问题，彼此相距又十分遥远，言语难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太公回答道：“所有密谋大计，都应当用
书，而不用符。国君用书向主将传达指示，主将用书向国君请示问题，这种书都是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一封书信分为三个部分；所谓三发而一知，就是派三个人送信，每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互参差，即使送信的人也不知道书信的內容，这就叫书。这样，无论敌人怎样聪明，也不能识破我的秘密。”武王说：“高明啊！”
例证
书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种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符演变而来，能比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但无论是符，还是书，都有着一定的局限
。一是有可能被对方截获而难以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对方破译內容并被对方将计就计加以利用。因此，并不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张献忠袭取襄
就说明了这一点。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他在陕西来脂聚众起义，率部转战豫、陕、鄂等地。后在南
、麻城等地与明军
战失利，为保存实力，假意接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驻兵谷城（今属湖北），但暗中收集残部，积蓄力量。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与罗汝才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会合，出兵攻占谷城诸县，击败明总兵左良玉等部。张献忠再度起义，使明朝廷惊慌失措，急调礼部尚书杨嗣昌为督师，统帅各路明军，围剿张献忠。两车在湖广、四川界处对峙近一年，崇祯十三年七月，张献忠率部突破明军防线，入进四川，杨嗣昌亦率明军十万尾随追击。面对強敌，张献忠又挥师东进，于次年二月入进湖北兴山、当。明郧巡抚袁继咸得报后，率部前往堵截，张献忠与罗汝才商议，决定由罗汝才率所部抵御袁继咸，自己则率军继续东进。在东进途中，起义军活捉了由襄
（今湖北襄樊市）回四川的杨嗣昌的军使。张献忠从其口中得知杨嗣昌大营所在地襄城防空虚，决定奔袭襄。他杀掉使者，搜出所携带的兵符，挑选了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换上明军的服衣，持兵符先行。张献忠自己则亲率二千
骑，随后跟进，一昼夜急行三百里，直扑襄。伪装成明军的起义军士兵到达襄
时正是夜间，他们自称是督师杨用昌派来调运军械的，并出示兵符。守城明军用小筐吊上兵符，细心查验，完全吻合，才命开门放入。城门刚打开，二十八名起义军战士一涌而入，挥刀砍杀守门明军，占领城门。张献忠率领的后续队部恰好赶到，顺利入城。一时杀声震天，明军惊慌失措，被迫投降。起义军杀死襄王朱翊铭，降俘明军数千人，占领襄，杨嗣昌闻讯呕血而死。襄
是明军事重镇，储蔵有大量军需物资。起义军攻占襄，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败腐统治。此战表明，无论是符还是书，都不是万无一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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