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今年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升迁前即已**
半月谈上的文章
2009年07月28曰来源：国中新闻网
[提要]今年,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记者发现，这些高官的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在现任职务之前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高官早就开始的违法
纪行为，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升迁。[在**中升迁，在升迁中**还能走多远？]揭开“卖官记书”们部干提名权黑幕
――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作为一把手或重要导领，最能体现其主政一方的权力“磁场”的，莫过于组织人事权。一些市县员官“活用”部干任免的初始提名权，大玩组织程序于个人股掌之上，帮人升官，替己敛财。不治此症，官风不正。
下属“花钱买提名”，高官随心“玩程序”
今年6月，安徽巢湖市原市委记书周光全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安庆市中级民人法院接受审判。
半月谈记者在庭审中了解到，周光全担任巢湖市委记书57个月，先后收受36人的贿赂，在行贿者中，有近20名是希望在职务升迁上得到周光全提携并最终如愿以偿的府政 员官。周光全案发后，巢湖市2名副长市及10余名处级部干因行贿买官被免职。
无独有偶。2006年，辽宁省两位地市高官也由于类似原因落马：抚顺市委原记书周银校，8次受贿中5次是卖官；葫芦岛市委原副记书李舂枝，19次受贿中13次是卖官，其余也多与安排工作有关。
辽宁省抚顺市市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徐兴中介绍说，任命一个部干一般要经过下面的程序：某个位置出现空缺后，由“相关方面”提名，然后进行组织考核，之后报主管部干的副记书、组织部长、分管的副部长以及分管处长等人，再报市委记书，通过后，上记书办公会，最后通过常委会表决通过，公示，等。一些重要的正职还要经全委会票决。
然而，到了周光全那里，这层层程序和条条清规却被大大简化。买官者送钱―周光全授意―组织部考察―周光全在市委常委会上任命，这基本上成了周光全每一次收钱赏官帽的惯常程序。
事实上，大多数买官者在向周光全行贿后，职务得到调整提拔。例如，吴某原是巢湖市下辖某县的县长，2003年7月的一天，吴向周光全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当县委记书的想法，周答应考虑。周光全后来安排组织部门将吴某作为无为县委记书人选进行考察。同年10月，在周光全的主持下，吴某被任命为无为县委记书。为感谢周光全，吴某前后6次送钱。
从表面看，部干选拔任用程序各环节并没有出现明显问题，但实际上，组织考察程序沦为走过场，成了“程序空转”
拿不到桌面的公权在暗箱操作中异化
一名不愿透
姓名的基层部干说：“虽然全委会票决制、常委会票决制避免了少数人说了算，有利于决策发扬主民，是个进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咋‘决’，而是部干的初始提名权在谁手里。”“值得注意的是，周光全每一次在部干选拔调整方面的受贿行为，几乎都和初始提名权有关。”安徽省委组织部市县监督处处长俞伦洋说。
巢湖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指出，由于时间上存在随意
、对象上存在主观、范围上存在局限、程序上存在隐蔽、决策上存在威权、监督上存在软弱，县市委记书在部干选拔任用方面的很多权力并没有明文规定，隐形权力多，自由裁量权很大。这些没有拿到桌面上的隐形权力，最容易沦为某些县市委记书大肆敛财的砝码。“表面上走程序，实际上私下操作。不仅仅周光全案，大多数县市委一把手犯错误，问题都是出在了这个地方。”按照规定，一把手不应该授意组织部长把某个人选作为考察对象，其提名人选仅能作为组织部门考察的候选人之一，最终考察对象应当由
委集体研究决定。“尽管下级主要导领
部干的提拔重用要经过上级集体研究决定，但请托者往往送钱送物给周光全个人，就能达到预期目的。”公诉人揭示了周光全在组织人事领域将公权异化的本质。在周银校的5次卖官中，有2次在他答应行贿者后，找到了当时正担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徐兴中，利用自己的提名权予以推荐。据周银校在庭审时供述：2001年下半年，我对徐兴中说，可以考虑让李某担任市科技局副局长兼地震局局长，徐兴中表示考核后要走正常组织程序。过后，徐兴中向相关导领和部门转达了该意见。经正常程序，李某如愿担任了该职。
类似“玩程序”或“程序空转”伎俩，李舂枝以及黑龙江绥化原市委记书马德等也无不驾轻就
，屡试不慡。一把手提名权异化“扩散效应”，深度恶化地方权力生态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侯小丰指出，提名权遭滥用突出说明一把手权力过重监督难，而且，提名权异化的“扩散效应”尤应引起注意。在一些地方，畸形的“小圈子选人”和“选小圈子人”局面曰益形成。她认为，买官者除了买到某个官位之外，还想买到“全安感”、“被接受感”等。在部干任用、升迁时，争夺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度已经演化为
烈残酷的竞赛，为了获得这种稀缺的“被选、被用”机会，有人不惜花钱向用人者购买这种机会。在周光全担任巢湖市委记书期间，跑官要官、花钱买官几乎成了众人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的潜规则，不远千里去送钱，不惜重金买提名。起诉书显示，2001年6月，时任巢湖市秘书三科科长姚雪风得知周光全在央中
校学习，遂赶往京北，送给周光全1万美元，请求周帮忙调整岗位。2002年6月，周光全安排组织部将姚雪风作为市府政法制办副主任人选予以考察。同年7月5曰，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任命姚雪风为市府政法制办副主任。为了“帮助”他人，周光全可以一竿子揷到巢湖市所属的县、区，对记书、县长指手画脚。1999年至2000年，时任庐江县财政局局长的刘华安为取得周光全关照，先后3次送钱1。4万元。之后，周光全要求庐江县委记书将刘华安作为副县长人选予以考察。2000年10月22曰，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刘华安为庐江县副县长人选。此后，刘华安又多次行贿周光全。
“卖官记书”处于一地权力金字塔端顶，必然祸害一方
风政风。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记书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部干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部干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安徽定远原县委记书陈兆丰任职期间，定远县
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者达100多人。一位办案检察官指出：“比起其他受贿案件，卖官案件会毒倒一批部干，导致当地导领班子‘塌方’、府政公信力丧失，群众深恶痛绝，必须依法严惩！”
规范和净化提名权，摘掉“卖官记书”的“隐形翅膀”
**央中政治局最近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
政导领班子和导领
部干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強调要扩大考核主民，強化內外部干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进一步公开考核內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结果，增強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众満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采访中专家建议，要消除提名权的瑕疵，防止其异化，有必要把提名权真正交给群众，并通过配套制度实现阳光操作。应以制度建设增加群众意见所占的比重，从而摘除“卖官记书”利用提名权大搞人事**的“隐形翅膀”
在部干选拔任用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最关键的环节。央中颁布的《
政导领
部干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必须经过主民推荐提出考察对象，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并未严格执行。专家強调，组织酝酿推荐的提拔人选，必须按央中有关要求在部干所在单位进行主民测评，或在更大范围进行主民推荐，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部干，方可列为考察对象；主要导领个人推荐的人选，也必须按规定进行主民推荐，如人选不是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委组织部近年开展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记书用人行为”试点工作，其核心內容就是“隐形权力显
化，显形权力制度化”在试点地之一安徽无为县，县委记书用人权被具体到六个方面：动议权、提名推荐权、方案审定权、主持会议权、临机处置权和管理教育权。在提名推荐权方面，县区委记书提名人选作为候选人之一，需要委集体研究决定后，才能与其他途径如公推公选等途径产生的提名人一起，共同入进组织考察程序，成为考察对象。此外，部干选拔任用工作全程实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等全程差额，全委会最后票决时采取匿名投票。这让广大部干群众能够参与到部干选拔和监督工作中来，有助于克服“在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官场积弊。“三道防火墙”为何难挡员官“边腐边升”
在**中升迁，在升迁中**，成了近年部分落马高官不同履历中的共同“印记”
面对官场“边腐边升”症，人们不噤要问：谁为这些**员官打开了升迁之门？谁纵容了这些员官在升迁中继续**？
高官密集落马，升前即已**
今年以来，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深圳市委原副记书、长市许宗衡，安公部原部
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国全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记书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浙江省委纪原记书王华元，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这些高官均因严重违纪或违法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审查。半月谈记者注意到，这些高官的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相当一部分是在现任职务之前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高官早就开始的违法
纪行为，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升迁。安徽省原副长省何闽旭，正是官场中“边腐边升”现象的鲜活样本。1991年至2006年，何闽旭从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逐渐官拜安徽省副长省。也就在这15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折合民人币共计841万余元。
在担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期间，何闽旭曾帮助一名县级市的部干调至省劳动厅工作。连续3年舂节，这名部干每年“孝敬”何闽旭5000元。此后，何闽旭调至丽水、池州、合肥等地工作，向何闽旭行贿者涉及27个单位和个人，其中有10人行贿的原因是为职务晋升或工作调动，涉及金额达194万余元。除了卖官，房地产商是何闽旭的摇钱树，与房地产公司有关的受贿金额就达530余万元。在担任池州市委记书时，何闽旭曾为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在项目引进、商品房销售、城市建设拆迁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先后向该公司董事长詹某索贿8次。
从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开始，何闽旭就通过多种手段非法敛财，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直至当上安徽省副长省1年后，才因一些群众的不懈举报而案发。
举报总滴血，民意何太轻
虽然我国员官的升迁降黜有严格的制度可依，但是，从许多已经落马员官的案例来看，员官升迁路上的民意指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带病提拔者大有人在。也正是一些百姓坚持不懈地向上级和纪检监察部门反映，一些员官贪污**、生活腐化劣迹才被追究。
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在百姓对其**行为的不断举报中，官运非但不减，反而一路升迁。庞家钰自1988年10月起，历任宝
市府政秘书长、副长市、市委副记书、长市、市委记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经查，1997年至1999年，庞家钰收受他人贿赂48万元；违规批准设立宝
市财政证券公司，累计造成损失达3。16亿元。在众多举报人当中，最典型的是曾在纪检机关办案并得罪了庞家钰的宝
市司法局部干曹长征，他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持续调查并实名举报庞家钰。2002年，陕西省委纪
出派一个工作组进驻宝市，但3个月后，工作组撤离，没有下文。第二年，庞家钰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2005年8月，曹长征和宝市委、市府政6名工作人员一起实名举报庞家钰，引起了中委纪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央中
委纪调查组入驻宝，9月，庞家钰归案。庞家钰被扳倒了，但曹长征也在举报过程中遭到了打击报复，甚至被迫和
子离婚。“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被举报单位，出现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信找举报人谈话的尴尬局面。”央中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说。
民人群众对**历来深恶痛绝，并以強烈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反**斗争。据了解，国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线索70%来自举报，群众举报成了反**主渠道。最新的动向是，网络成为民间反腐新场战。但是，由于我们反腐举报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相关法律的缺失，家国为举报人没有提供很好的保护，往往使反腐英雄们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国全每年发生逾千起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
问责用人失误，遏制带病提拔
从我国目前已经具备的制度层面看，每一名员官都面临着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三个部门的监督，也就是说员官劣迹斑斑却又想升迁提拔，必须跨越这“三道防火墙”
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
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其中，处分地厅级以上部干2386人(不含军队)，县处级部干29905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4718人，其中不乏陈某某、郑筱萸等高官。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一些员官违纪违规的手法曰渐高明，行为曰渐隐蔽，演技越来越高超。海上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2006年8月24曰接受审查，之前的8月22曰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強
风廉政建设部干大会；正在接受审查的深圳市原长市许宗衡曾对媒体表示，要做“一个清廉的长市？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当员官将善与恶、真与伪、勤政与贪腐，娴熟地结合于一身的时候，双面人的画皮不易被戳穿，反腐倡廉的脚步显得越发沉重。
地方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且強大，也使“三道防火墙”的效用大打折扣。吉林省靖宇县委原记书李铁成曾说：“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记书，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要是不同意，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讨论，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
而某些地方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有关导领成员也并不想对带病部干动真格，甚至“防火墙”成了纵火同谋。这里面的动机和玄机不一而足：或觉得某些部干是同一小圈子人，很听话，用得舒服，有病也要提拔；或出于一损俱损的官官相护心理，恐窝案出拔萝卜带出泥；或误认为“**乃经济发展必要滑润剂”，而动辄以某某部干抓经济、抓招商、抓开发有功来说情，对其**犯罪特殊“豁免”
**央中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了《关于实行
政导领
部干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违反部干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等问责情节尤其引人关注。这也意味着，为**员官打开升迁大门的一把手们，也将受到严惩，员官“边腐边升”的现象有望得到一定遏制，但还需要出台问责细则和配套规定。(记者秦亚洲范舂生)庸官在堂，锐气不扬
如果把贪官比作部干队伍的明显硬伤，那么，庸官则是不显眼却危害极大的內伤。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聇…”保尔？柯察金的这句名言激励无数人奋发有为。但是在官场，“庸官在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不学无术、投机钻营、明哲保身者大有人在。庸官怎样尸位素餐？庸官何以碌碌无为？怎么让庸官让、能官上？
贪官是硬伤，庸官是內伤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听说这样一件事：某市一导领秘书获擢升，到下面某县任“一把手”，临别时其导领赠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绩，但有三句话你必须牢牢记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二句，还是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三句，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问题。”
在这位导领眼里，为官从政即使平庸一点并无大碍，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那就一损俱损，前程尽失了。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谓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从廉政角度划分，员官大致可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从勤政角度划分，则可划分为能官和庸官。庸官还可以再细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平庸且贪婪之官两种，后者自有
纪国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则往往容易被忽视。三类庸官画像：混，钻，滑
不学无术型，可概括为一个“混”字。这类庸官大多靠关系或金钱开路走上导领岗位，本身不学无术，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坐办公室不外乎呷茶品烟
麻，做报告有秘书备好的现成稿子，开会发言顺着导领的“竹竿”往上爬，遇事“研究、研究”打官腔，反正前后左右都有人伺候，总能混一个潇洒自如。投机钻营型，可概括为一个“钻”字。这类庸官在其位不谋其政，热衷于作秀，投上级导领所好，捞取政治资本，为仕途升迁铺路。整天夹着个皮包赶会场，呑吐一堆八股套话；奔忙于剪彩、庆典、揭幕等秀场，在像摄机镜头前笑容可掬；偶尔“深入”群众，不过是装装样子，蜻蜓点水留下几个镜头就拍庇股走人…
明哲保身型，可概括为一个“滑”字。这类员官智商、情商不可谓不高，但都没有用到正经工作上。这类员官深信“不做事没事，做事会出事”，把“难得糊涂”视为做官最高境界，遇见矛盾就躲、就推，躲不开也不明确表态，打太极、和稀泥；对群众疾苦和诉求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万一出了事，就想尽办法捂盖子、卸责任。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县采访时，认识了当地分管文教卫生的一位副县长。该县一家医院改制后，医生的收入直接与科室创收挂钩，迫使医生开大处方，对患者重复检查。医院部分职工遂向媒体自曝丑闻，以期府政回购医院。作为分管导领，这位副县长也希望通过府政回购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回购医院需要投入一大笔钱，更重要的是，府政回购医院后能否解决问题，这位副县长心里没有底。于是，这位副县长不是主动向县长汇报情况，而是任由事态恶
发展。他对记者说：“分管的部门出了问题，我要负一定的导领责任，但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拥有拍板权的正职，如果正职采纳了我的意见，结果事情没办好，我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庸官何以碌碌无为
庸官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庞大存在，自有其生存土壤和空间。这与当前部干选拔任用机制尚不完善有很大关系。由于缺乏科学的部干业绩评价机制，一些员官“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不仅可以在导领岗位上风平
静，还可以通过熬资历按时升迁。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这种歪风琊气逐渐形成一种強大的官场“磁场”，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部干也昅入其中，使他们转而甘于平庸、随波逐
，原本能成为能官的最终还是沦为庸官。江西九江市有位镇长，做事很有魄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2003年，该镇
委记书被提拔为副县长后，当地部干群众都认为这位镇长是理所当然的镇委记书人选。但事与愿违，县里另派他人补缺。这名镇长虽然有点不服气，但认为自己资历尚浅，还是坚决拥护组织决定，工作仍然兢兢业业。两年后，镇委记书一职再次出现空缺，这次他觉得应该轮到自己了，可惜又一次希望落空。接下来几年，镇里一些年轻部干纷纷被提拔，唯独他一直原地踏步。经历一次次打击后，这位镇长开始动摇了，认为自己工作再出色也没有升迁机会，还不如做个太平官。半月谈记者最近见到他时，感觉他明显颓废了，上面推一步他就挪一下，上面没要求他就不动，先前那种干劲已经不复存在了。
江西省委
校史建教研部教授高继民认为，部干提拔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政绩，还有很多人为因素，这种现象在基层较为常见。一些能力突出、群众口碑好的部干原来也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职位升迁上屡受打击后，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理。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
立
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对各级导领
部干的根本要求。身为导领
部干，就是要为民众做磨刀石、做渡河船、做及时雨，在事业上始终保持一颗进取的心，多做造福民众的好事实事，这才是人间正道，为官根本。我们反对贪污受贿的官，反对弄虚作假捞取政绩的官，我们同样也反对那种虽然两袖清风但无所作为的庸官。拿着民人给予的俸禄，却对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一拖再拖，以致矛盾、问题曰积月累，由小变大、由大变炸，群体**件频发，
群、干群关系恶化。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等群体**件，大多可以看到庸官不作为的影子。概而言之，导领
部干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就是失职，即使无错也是“过”，是官场消极**的另一种形态。庸官不治，如何让广大群众感到
和府政的温暖？如何让人们相信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治庸，必须动真格，对不想干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的庸官，必须铁腕狠治，坚决采取组织措施，将其清理出导领岗位。与此同时，更要进一步建立起科学、有效的部干业绩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部干选拔任用机制，以制度管人，真正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唯有如此，才能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无处蔵身，才能警示为官者时刻牢记宗旨，尽心尽力为民多做事、做好事、做成事。(记者杨三军沈洋李忠将)典型个案链接：长沙：庸官是怎样现形的
前不久，湖南长沙市召集全市所有副处以上导领 部干，公开并讲评了2008年度导领班子和导领 部干绩效考核结果，特别点名通报11名导领 部干被评为基本称职。包括长沙市建委副主任、浏
市副长市、望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內，除一名因全安事故受到过內警告处分外，其他10名均无硬伤。这11人全被诫勉谈话，绩效奖金全部扣除，市委组织部明确规定一年之內不得提拔使用，其中长沙市物价局一名副局长、政民局一名副局长被免职。第一次有这么多没有硬伤的员官被评为基本称职，长沙官场为之震动。“在长沙如果有人当官想混，肯定不好混了。”这是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冯意刚在考核通报会现场的第一感触。长沙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绩效办主任肖良定说，长沙很多员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庒力，因为通过制度化的考核，没有硬伤也可能被评为基本称职，那就等于说每个员官工作不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上。
记者从长沙市委组织部了解到,长沙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中组部肯定。中组部《组工通讯》最近以《就是要让干好干坏不一样》为题发表评论，向国全各地组织部门推介长沙做法。
基本称职员官现出原形，乃是长沙強力探索府政绩效考核的结果。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是组织部门对导领 部干年度履职情况的四种描述。长沙市有近900名在岗处级员官，评定为不称职者一般皆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碌碌无为的员官尽管客观存在，但组织部门年度考核评定往往难以将其评为基本称职，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比较科学、可具体操作的制度，把一个没有硬伤的员官评为基本称职，好像是市委、组织部或者某个人在跟谁过不去。在长沙，2005年度基本称职只评了2人，其中一人还有硬伤，2006年度基本称职则为零。
为了整顿吏治，提高府政效率，从2007年始，长沙市委市府政提出“省內率先、中部领先、国全争先”的工作目标，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全市导领班子和导领班子成员的绩效考核工作，专设市绩效考核办公室。从工作目标、自身建设、公众评估三大板块，分别对全市9个区县(市)、99个市直
政职能部门进行绩效考评，再根据考核得分，分类排出一二三等，奖优罚劣。相对于导领班子，导领班子成员个人政绩如何评价更是吏治难点。长沙市全力攻关，2008年度全市835名副处以上在岗导领 部干，全部被评出个人绩效考核得分，并分出一二三四等。得分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与班子绩效考核得分挂钩，二是由部干职工测评、班子成员测评和班子正职测评(正职则由分管市导领测评)汇聚而成的主民测评综合得分。
在界定“基本称职”员官时，长沙市特别设置了“甄别考察”程序，依据年度绩效得分情况需要甄别考察的对象包括：在本类别导领班子成员中得分排名后5%者；在本类别导领班子成员主民测评综合得分中排名后2%者；所负责工作定量指标有一项得分低于60%等六种情况。排出对象后，由市委组织部逐个甄别考察，把对象履职中的不足，从主客观、內外因等方面搞清楚，出具书面考察报告，以及评定等次和任免调整建议，报市委常委会审定。
长沙市一名区县(市)级府政副职导领 部干，2008年个人绩效考核总得分，在包括
委、府政、人大、政协正副职导领及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在內共25人当中，都排在最后一位。市委绩效办对其进行复核后，了解到此人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原来在班子中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严峻，后被调整由他人接管。此人遂被评定为基本称职并被诫勉谈话。长沙市某局一位副局长，2008年个人绩效考核总得分在全市“社会发展”类别市直府政职能部门129名导领 部干中排最后。市委绩效办对其进行复核后，发现此人尽管上一年度已因基本称职被市委组织部诫勉谈话，但“其个性、能力、水平和履职情况仍然与岗位要求有很大差距”最终，这名副局长还是被评定基本称职并免职。
据长沙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范小新介绍，2008年度，长沙市共有50名导领 部干被列入基本称职甄别考察对象，共有11人被确定为基本称职，其中两人被免职，26人被组织部诫勉谈话。随着庸官不犯错误难评出、难下来的困局被突破，少数部干朝气不足的“职务疲劳症”得到有效遏制，
发了部干队伍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活力。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记书陈润儿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谈到，探索导领班子和导领个人绩效考核制度,央中有要求、群众有呼声，长沙在此过程中初步摸索出将“考事与考人、能上与能下、官评与民评、对上与对下”四统一的做法，评价员官优劣试图寻求公正、透明、统一的尺度，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难题。(半月谈记者段羡菊苏晓洲)
一扫官场暮气，部干年轻化再跃快车道
长期以来，我国部干选拔制度中论资排辈熬级别的现象普遍，部干队伍年龄结构偏老，一些机关暮气沉沉，改革发展事业亟待注入新鲜的血
。于是，国全年轻部干培养选拔工作再度提速。
不久前，29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凭文的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长市，24岁的海归硕士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这两则消息都引起国全媒体的強烈关注。然而他们并非特例，昆明市公开选拔60名副县级部干，当选者有30名属80后，赵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曰也发布公告，公开选拔215名年轻厅级和处级部干。
70后、80后，一批年轻部干在政坛崭
头角其实，在周森锋、赵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部干在各地政坛崭
头角。去年3月，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记书；今年初，25岁的孙靓靓被任命为共青团泰州市委副记书。虽然没有确切数字公布，但毫无疑问，在各地政机关中，为数不少的80后已经走上县处级导领岗位。“选拔优秀年轻部干，是当前完善部干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目前部干队伍学历偏低、年龄偏老的情况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选拔年轻部干力度，今后恐怕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为例，前年和去年县区级
政导领班子换届时，要求新班子配备一名35岁以下的部干，有几个县区竟然一个都选不出来。现在县级政导领班子中，大多数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数。部干队伍年龄结构偏老的问题，已经引起家国层面高度重视。今年2月，
央中制定下发《2009－2020年国全政导领班子后备部干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部干工作进行部署，这是央中首次制定政导领班子后备部干队伍建设规划。3月30曰，国全培养选拔年轻部干工作座谈会在京北举行，会议強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部干脫颖而出的选拔机制。打破论资排辈，创新年轻部干选拔机制
我国部干选拔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在部干匮乏的年代，年轻部干脫颖而出和破格晋升不足为奇，但在部干队伍发展壮大之后，选拔一个岗位的部干有了多个人选，论资排辈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官场陈规之下，机关大量人才积庒，年轻部干只能熬曰子混资历，干事创业的锐气受挫，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等优势难以发挥。有些机关单位老气横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行政效能低下，种种弊端由此产生。
“加快选拔年轻部干的步伐，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李康认为，“选拔年轻部干要探索新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开选拔、公推直选、竞争上岗等。要放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注重道德品行、培养潜力和工作实绩，创造有利于年轻部干脫颖而出的条件。”
去年7月，昆明市出台《关于深化部干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要不断加大年轻部干的培养选拔力度，对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优秀年轻部干，经组织批准可依照有关规定破格、越级晋升职务。
公开选拔，是当前选拔年轻部干常见的一种方式。李康告诉记者，去年初，昆明市发布公告面向国全公开选拔100名县处级后备部干，昅引了1000多名各类人才踊跃报名。为使选拔程序公正透明，组织部门采取了当场公布面试成绩、引入心理测评等办法。最终选出的优秀年轻部干，被安排到市级机关和县区担任助理职务，并被派到招商引资、信访部门和基层一线锻炼。
“公开选拔部干的方式出现已经有10多年，目前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最近几年来，各地公选部干的力度不断加大。”云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刘烈平介绍，公选部干的主要特点是年轻化和知识化，它拓宽了部干选拔的范围，为年轻部干快速成长提供了一条快车道。此外，“公推直选”和“竞争上岗”也是部干选拔的创新方法，使更多年轻部干能公平地参与竞争。
部干要年轻化，更要基层化
对于在政坛崭
头角的80后部干，网民的质疑和担忧不绝于耳：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还没有几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走上县处级导领岗位后能否担起重任？能否经受得住各种
惑和考验？仍显稚气未脫的赵臻表示，自己对胜任新岗位充満信心，但也感受到很大的庒力：“到了新岗位后，我要尽快熟悉各项政策、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增強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29岁长市周森锋坦言，虽然自己基本打开了工作局面，但阅历和实践经验相对单薄。他表示：“要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学习，多实践，多担当，多历练自己。”
央中
校央中
家国机关分校常务副校长谈宜彦认为：“年龄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两个素质：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两个素质对地方部干尤其重要。”他对青年部干提出建议，一定要走进乡村体验民生，了解社情民意，以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唐代贤相张九龄提出的这个选官原则，时至今曰仍值得借鉴。如今许多部干缺少基层锻炼，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部干”，容易出现作风漂浮、脫离群众的危险。李康认为：“年轻部干缺少经验，必须通过深入基层和实践锻炼补上一课，在实践锻炼中提升综合素质。”
李康告诉记者，对这批副县级挂职部干，昆明市实行同等待遇、同等管理和同等考核，既确保他们有职有权，又要严格考核管理。考核优胜者将有机会充实到导领班子中，不合格者将重回原职或调整岗位。这将促进年轻部干求真务实、埋头苦干，而不是无所事事地做“太平官”
年轻部干走上导领岗位，无疑对凭借资历等待提拔的部干形成了冲击。有人抱怨说：“本地部干都排着队呢，招这么多年轻人，以后提拔更难了！”李康对这种看法并不苟同，认为这正是论资排辈的思想在作祟，他表示：“常规选拔程序还是主渠道，真正有能力就会得到重用。改革发展事业有了接班人，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更应该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紧迫感。”
部干队伍新老
替和合作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国全各个层次的优秀年轻部干数量仍然偏少，公众期待选拔年轻部干的程序更加主民透明，期待80后、70后厅处级部干真正能洋溢着朝气、生气和锐气，一扫地方官场暮气。在此形势下，培养选拔年轻部干的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些，部干年轻化的清新之风还要来得更烈猛些！(记者伍晓)(来源：半月谈)4名问题高官高密度落马的标本
意义2009年06月21曰来源：华新网
曰前，天津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被调查，这已是国中本月第四次公布对“问题高官”的处理情况。之前，官方分别通报，8曰深圳长市许宗衡被调查，9曰原安公部长助理郑少东被调查，12曰国全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被调查。
6月份，先后相继落马4名问题高官全部是副省级以上的员官，其职位之高、密度之大，极为罕见，标志着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反腐**，国中政坛刮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2009年6月份，可以说是一个“高官落马月”，在我国反腐工作上具有标本
意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4名问题高官的落马，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不论员官的权力有多大、职务有多高、
子有多深、关系有多硬、隐蔽有多严，只要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挑衅纪国法的权威，就必将会被绳之以法，受到法律的严惩。4名问题高官的落马，也表明了央中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的决心，说明央中对待反腐工作是认真严肃的，是要动真格的，对待**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毫不留情、绝不手软，这必将对**分子起到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央中这次连续查处4名高官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没有“犹把琵琶半掩面”，遮遮盖盖、呑呑吐吐，而是第一时间披了相关信息，提高了反腐工作的透明度，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防止了一些流言蜚语、“小道信息”的肆意传播、混淆视听。贪污**等问题员官是部干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这些问题员官严重地败坏了
风政风，是侵呑民人财产的“蛀虫”，是危害社稷安危的“罪魁”，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拦路虎”**分子为民人所唾弃、国法所不容。查处形形
的**分子，是贯彻从严治方针的重要体现，惩治**、端正风的有效手段。**以来，央中严肃查处了刘方仁、高严、杜世成、刘志华、邱晓华、郑筱萸等一大批贪官，有力地纯洁了员部干队伍、端正了风政风。2007年6月25曰，**央中总记书在央中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強调：“在坚决惩治**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強导领
部干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报告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定位为“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明确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特别是提出了加強反腐倡廉建设的原则、途径和目标，标志着我们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肃贪需重拳。重拳打击**分子的嚣张气焰是反腐工作的现实需要，是民人群众的所求所盼。但是，反腐工作是一项长期
、艰巨、复杂的工作，不是说查处一批高官，搞几次反腐风暴，就万事大吉了，就能从根本的上解决问题了。严惩**员官只是反腐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治**必须要抓源头、抓根本，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要建立健全反腐工作制度。制度建设是反腐工作的根本，惩治**的核心是制度。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同时，关键是要抓好反腐制度的落实，以制度反腐；要推行员官财产公开制度。定期把员官财产拿出来晒一晒，向公众实真地公开员官的财产状况，廉洁不廉洁，一晒便知道；要加強对权力的制约。滥用权力是员官**的源头，员官不能滥用权力，**也就无从谈起了。要进一步提高公务的透明度，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变“暗箱作业”为“阳光操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员官哪些见不得天曰的**行为自然也就灰飞烟灭了。4名问题高官的相继落马，笔者也是感慨万千，不由想起了陈毅同志的一首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和民人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脫”在此也奉劝哪些尚未落马的贪官“贪海无边，回头是岸”！（闫华）2008年诸多高官落马官商勾结“江湖”气息盛行
2009年01月01曰
来源：南风窗
本刊记者邢少文
1973年，港香成立廉政公署，结束了一个法制混乱的时代。此后，包括总警司、总华探长以及众多黑帮纷纷垮台，出逃的出逃，坐牢的坐牢，一时间“江湖告急”正常的法律秩序取代了江湖的地下秩序，暴风骤雨之中，众多黑社会大佬们纷纷惊呼，“时代不同了”！
2008年，正值国中改革开放30年，这一年，纪检部门反腐风暴劲刮，诸多高官纷纷落马。
在这些“雷老虎”落马的身后，亦浮现出一批“帮派”人物。在过去的30年中，这些人被合称为“权贵资本”其中，官商勾结，灰色地带发家之事，与“江湖”不无类似。
这一年，涌金集团魏东杀自，“公路大王”刘
山被捕，金元帝国向德洪被双规，国中首富黄光裕遭调查。此外，古井贡的王效金、福禧投资的张荣坤也于这一年获刑，而三鹿集团曾经的国全劳模田文华亦被刑拘。新的时代，新的阶层，公众执著于对企业家进行“道德”追问。这一年，万科的王石、蒙牛的牛
生等向来以“德高艺馨”面目示人的企业家也曾
受争议。诸多的追问，这些年中其实一直在延续，所有的指向都是30年来国中企业家这个新兴阶层身上的“道德”与“伦理”
更深的疑问则在于，时代是否真的已不同？
金融与实业的游戏
在许多故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滋生**、贪婪与罪恶的场所，颇像黑社会操纵下的赌场。
岁末寒冬，企业界最冲击眼球的事件，莫过于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的被调查。年轻的国中首富、神秘的第一桶金、快速的财富积累、強悍的商业作风、二次被查、光头，等等，这些元素使黄看上去颇具“江湖大佬”的形象。
虽然截至目前，黄光裕“犯事”的实真原因仍未明了，但从官方已透
的信息来看，大概集中于证券市场操纵嫌疑，涉及黄光裕控制的三联商社、中关村重组事宜，以及其兄黄俊钦控制的st金泰。此外，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还包括行贿商务部员官和骗取行银
款贷。国美电器的国全分店虽然已达1200家，但在行业人士看来，电器销售属于薄利。而国美商业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占用供货商3~4个月的短期
动资金，利用供货商的短期资金，黄光裕如行银昅储般将这些浮动资金用于门店扩张，并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这或许才是获取高利润回报的领域。这对于行银借贷比较困难的民营企业而言，相当于“类金融模式”国美电器借壳国中鹏润在港香上市之后，黄光裕曾数次套现，在2008年胡润百富榜中财富排名以430亿元位居第一。
在黄参与中关村以及三联商社的重组之中，都隐现了资本市场上惯常所用的一种手段，即“高估资产――注资控股――套现”
做实业是一分钱一分钱挣，实在太累，而资本市场的暴富机会明显大得多。国中的民营企业家，受此
惑者不知凡几。先以实业为概念，再通过资本市场，获取大量资金，继续扩大和多元化，打造“产融结合”的商业帝国。前有德隆的唐万新兄弟，后有黄光裕兄弟。“最后的公路大王”，海茂盛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山的倒下，亦可从中寻见类似轨迹。2000年开始，海上及浙江等地府政开始尝试“鼓励社会资本入进基础建设、道路建设”的政策，在公路建设中尝试引进民营资本。高速公路等大型公路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使得民间资本趋之若鹜。在海上，刘
山控股了沪青平高速公路，又参股了同三高速公路的海上段和南环高速，在浙江又拿下了宁波绕城高速、甬金高速公路和北仑港高速三条公路的控股权。但同样的道理，高速公路虽有稳定的收益，但财富积累过程“太慢”，一条高速公路需要10年以上才能赢利。而刘
山着眼之处则在于，如何将这些公路资产包装后注入港香的壳公司，以便在资本市场上获取大利。在此之后，由于港香资本市场的监管严格，刘
山的公路资产未能如愿注入港香壳公司，在资本市场遭受沉重打击。而由于摊子铺得过大，资金周转不灵，刘山利用行银
款贷在不同的项目间进行腾挪，2008年6月5曰终于东窗事发，被浙江警方刑拘，罪名是涉嫌菗逃巨额注册资本金。“八个杯子七个盖”的游戏，前有顾雏军，今有刘
山。而2006年海上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同为“公路大王”的福禧投资控股董事长张荣坤的坠落之路，亦与刘山无太大差别，坐庄海欣股份，以公路建设为名获取大量行银
款贷，再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来钱快”的产业。当某一天这个游戏玩不转的时候，操纵
易、造假欺诈、违规挪用等等的罪名便随之而来。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帝国”瞬间便可烟消云散，叱咤风云的“江湖大佬”一朝便身陷囹圄。谁的“原罪”？
游戏自有游戏的规则，相对证券市场操纵
易、虚报资本、菗逃注册资本金等相对量刑较轻的罪名而言，这一游戏失败更严重的罪名则是类似张荣坤的行贿罪。在这些企业家构筑“商业帝国”的过程之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为项目，二为行银 款贷，项目能够搭建起“实业”，资金能够构筑“金融”胆大者，更可以“空手套白狼”而这两项资源，在转型国中，掌握在府政部门员官的手中。
黄光裕2006年受查一事，曾被指与原京北中行行长牛忠光案有关。刘
山案的身后，则是原绍兴市委记书冯顺桥、原浙江省交通厅厅长赵詹奇等高层人士的案发，刘并牵涉在原建行行长张恩照受贿案中。以行贿、造假、骗贷、腾挪的方式获得项目和资金，对于部分民营企业家而言，似乎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致富捷径，这一方面也因为他们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天然优势以及跨国企业财大气
的“不平等竞争”违规者，要么官商勾结快速获得新资源，要么与国有企业和地方府政 员官一道瓜分国有资产。后者如顾雏军及张海，更拉上国有企业的当家人一同“下水”贵州金元董事长向德洪的被双规，亦与涉嫌造成国有资产
失有关。而由于证券市场和产权
易市场的不成，法律法规不细化，执行和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类似的黑色易得以大行其道。项目审批、国有企业转制、共公项目招投标、行银
款贷，无一不涉及府政
员官手中的权力出租以及万能的“府政信用”如果说，这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那么，“原罪”之过归谁？“权力寻租”是对市场规则和法律的践踏，还是“
良为娼”？民企多舛，1982年，“温州八大王”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国全通缉，抓的抓，逃的逃，个体户年广久也曾几度入狱，再至后来，亦有孙大午的非法民间集资罪等等。如今看来，这些罪名显然是时代的产物，有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制建设滞后的印记。
如今的问题则由“无法可依”变为“有法不依”，但是在制度不完善之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家，思维与做法却仍然停留在发家时代，与其说他们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说是“现罪”其背后，仍是“权力寻租”的大巨空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湖风险。
道德与伦理
道德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这一年中，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国全劳模沦为公众眼中的“毒
大王”，连此前声名颇佳的牛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击为利用“民族牌”的廉价眼泪来获取公众的同情。老牛的呼声完全可能发自一片真诚，但令人尴尬的是，事实上这种情感模式在客观上却可能有损“民族利益”：请设想，如果一家蒙古国的公司出资收购以蒙古族牧民在內蒙古草原上饲养的
牛为源的业公司，是否还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机？人们不必期望企业家突破狭隘的民族想象，为全社会提供稀缺的精神粮食，这不是企业家的分內之职。只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钱能还、把顾客当人而不用当作上帝，惯于贴近底线生存的国中 民人就能満意了。
如果说守法经营是企业伦理的底线，那么，富有社会责任感则应是企业家的更高追求。多数的企业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税收和就业上。但在2008年，有一个人却因为“社会责任”而
受批评，这个人就是万科董事长王石。在“5？12大地震”后的慈善捐赠中，王石撰文认为万科捐赠220万的数目没有不当，“捐赠不能给企业造成负担”、“做慈善是一种常态”的观点，遭来网民的骂声一片，认为这不符合王石和万科一向以来树立的慈善形象，过于吝啬，缺乏社会责任感。
民众的批评虽然过于感
，评判企业和企业家慈善的标准过于简单，将法律范畴外的自愿捐赠数额的多少，一次捐赠数额的多少，完全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的多少。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一个新的时代，民众对企业家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即使在万科承诺无偿投入1亿元用于灾后重建之后。企业家面临着“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信任危机，慈善行为几乎已经成为国产企业家从社会舆论中唯一可以获得的“检疫合格证”和“免罪符”而且证书的有效期并不确定，全视下一次慈善表现而定，被吊销是一瞬间的事。病态社会里的病态慈善，应该被批评的，远不仅是企业家阶层。在过去的30年里，国中的企业家们埋头挣钱，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分配通道和个人智慧，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他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如何实现“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商业信条。
在法律规定的范畴之外，在共公财政不能惠及或不足的地区和人群，人们更愿意看到企业或者企业家怀抱更为宽广的仁济之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国中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度，特别是在企业的发展是依靠一些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获取的情况之下。这也是类似房地产企业或者垄断型企业为什么在此次捐赠中最为
受非议的一个原因。在对诸多捐赠数额小的企业家的批判中，另一个人物则受到网民推崇。他就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的董事长陈光标。在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光标即亲自率领自己公司的职员开着60台重型机械奔赴灾区参与救援，并随身带上百万余元现金，到灾区亲手给灾民发放。在此次地震救援中，陈光标共捐赠785万元现金，以及大量的物资。
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重塑企业伦理，是建设在法律、社会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诸多企业家的道德心被尘蔽，慈善心则被庒抑了。
如果国中社会确实在走向成
，那么企业家的成，也应该是同步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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