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
放农民那样凶残的放，把人们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这样的事从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但是，我国的放地却通过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放的人数越来越多，放地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放制度越来越严酷无情。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二十年代的
放似乎是设置劳改营之前的过渡阶段，或者叫预备阶段；那个时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扣进了劳改营。从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
放人数太多的缘故，放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开始具有相当的立独
了。战争年代和战后，放同劳改营并列，规模曰益扩大，地位曰益巩固。放有优越：不需要投资修建工棚和营区，不需要警卫开支，而且它可以一次处理大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各个较大的递解站里都备有经常的母子牢房，关押带孩子的妇女，这些牢房从来没有空过。）放还可以保证在短期间內可靠而永远地清洗宗主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这样，放制度的地位就巩固下来了；而且从一九四八年起它开始发挥新的国全作用，即作为垃圾场和储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岛处理下来的残渣废料扔到这里，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登上宗主国的本土。一九四八年舂，对劳改营下达了一项指令：犯第五十八条的罪犯刑満之后，除少数例外，一律“释放”到放地去。也就是说，不能轻率地把这些人释放到不属于他们的“宗主国”里去，而应当把每个人从劳改营的岗楼下押送到放移民村的警备队部去，从一个笼子移进另一个笼子。由于放地区是有严格划定的，所以这些地区总起来又似乎构成了苏联（“宗主国”）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某个单独的（虽然层次互相
错）家国。与其说放地是洗净罪恶的“炼狱”毋宁说它是一个沾染罪恶的污秽池，从这里只能入进古拉格群岛，而绝不能入进“宗主国”本土。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
放地补充了大批人员，那是从解放了的德军占领区押来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从西面的几个共和国押来许多人。这些放者的洪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放的农民在內）远远超过五十万这个数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须知，曾被称为“各族民人的监狱”的沙皇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放的人数总共是大约五十万人。那么，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国公民因为什么罪行遭到
放（或曰“強制迁移”）呢？（“放”与“強制迁移”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时常提及的，这大概是因为这种区别可以给某些人带来行政上的乐趣吧。米-伊-布罗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害迫，他对于未经法院判决就放他感到震惊。可是，伊万诺夫中校却郑重其事地对他解释说：“正因为这不是放，而是強制迁移，所以无须经过法院。我们并不认为您是罪犯，所以并没有剥夺您的选举权呀I”也就是说，没有剥夺他的公民自由权利中这最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嘛！…）可以举出几条最常见的可判处
放的罪状：l）属于有罪的民族（详情请看下一章）；
2）已在劳改营服満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环境中（诸如；叛逆的列宁格勒、西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之类游击队运动活跃的地区等）。
此外，本书开始时提到的各种人的水
中也有些支流溢出来，没有入劳改营，而是入进了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断地被抛到放地来。是些什么人？一般说来，是劳改犯人的家属。但他们的家属也并非全被放，放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家属。要想说明体的动问题，就要有体力学方面的各种知识，否则只好放弃这个想法而单纯地去观看那毫无意义地汹涌翻滚的波涛。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我们没有可能透彻地研究和描写各式各样的动机和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种不同的人忽而送进劳改营，忽而又放。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种移民混成的五
缤纷的图画，这里有从満洲来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国公民（这些人即使在放中也不能同周围的放者结婚，这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对方即使也是刑犯，但还是苏联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谁也不记得遇见过格鲁吉亚人）；也有中亚地区的人——这些人虽然当了俘虏，却没有被判十年劳改，而只判六年強制迁移；甚至还有一些当过俘虏的西伯利亚人被送回老家来，这些人在故乡西伯利亚可以像自由人一样生活，不必到警备队部报到登记，他们只是无权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我们不可能知道
放的全部类型和情况，因为我们的消息只是来自一些偶然的谈话或信件。假如没有A-M-阿勒。夫的来信，读者恐怕就不会知道下面这个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维亚特卡地区的某村里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该村的农庄庄员科茹林，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惩戒营，或者就是已经被
毙了。于是，执行人员（读者已经对这个词有所了解；它是刽子手的雅号）马上来到科茹林
子的住处（她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六个月。还有两个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女处。），立即把她一家九曰赶出家门，装上雪橇，只允许带一点点东西，在严寒中赶到六十公里外的维亚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只有天知道，这九个人怎么会没有冻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递解监狱里关了他们一个半月，后来又押到乌赫塔附近的窑场。两个大姑子每天只有到泔水池里捞东西吃，后因神经错
倒毙街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周围当地人们的帮助（是无思想的、非爱国主义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苏维埃的人们的帮助）总算没有饿死。后来几个孩子长大了，都到军队服役，而且成了所谓“政治思想和战斗训练全优的优秀战士”一九六0年母亲回到了家乡，可她家的房子早已无影无踪，连一
木头、一块炉砖也没找到。把这样一个情节编进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花环中去有什么不好呢？不，他们不要。因为这没有典型
。那么，对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的
放又应该编进什么花环里去呢7这应该再哪一类放呢？关于这种放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请读者回忆一下，战争末期在我们的集市茶馆旁和电车里曾有多少并不年老的残废人在游
啊！后来，不知不觉间，这些人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也曾形成一个洪，也是在一个运动中被放到北方的某个小岛上去了，因为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这些在战争中不走运的英雄们现在生活在某个无名小岛上，当然，无权和广阔的外界陆大通信（但毕竟还有极少数的信件送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比较“简朴”的，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劳动所得是不可能富裕的。这些人似乎今天仍旧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年。
处于苏联和古拉格群岛之间的这个大巨的污秽地，这个
放的王国。既包括大小城镇，也包括偏僻的乡村和荒野。刑犯都尽量争取到城市里去，人们坚信城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更好过些，尤其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的生活也比较像人的生活。卡拉干达市可说是
放王国的首府，至少是它的一颗明珠。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大规模放结束之前，看到这个城市的。（警备司令部批准我这个放者到卡拉干达吉些曰子，因为我准备到那里去结婚，未婚也是被放的。）当时，它还是个饥饿的城市，一进它的大门，离工棚般低矮的火车站不远，就有一所颇有象征的砖房：它的墙壁用许多木头柱子戳住，以免塌倒。有轨电车当时并不开到车站旁边，（因为地底下到处是坑道，怕塌下去。）新市区中心的一面石墙上刻着大字。广煤炭就是（工业的）粮食！”这里的商店里确实每天卖黑面包，放到城市就有这点优越。这里还可以找到当壮工的工作，还有比当壮工更好的工作。至于其它食品，货架上通常是空空的。也有集市货摊，但价钱之高使人不敢问津。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是没有居民证的、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人。走在街上常会遇见从前劳改营里的囚犯同我打招呼，特别是从埃克巴斯图兹营出来的人。这里的放者的生活又怎样呢？他们在工作上受欺庒，工资是被庒低了的，因为人们在走过逮捕一监狱一劳改营这段灾难的历程之后，并不是都可能表现出自己应有的知识水平的，要论资历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有时就像不能同白人同工同酬的人黑一样。不高兴吗？你可以不干！居住条件非常糟糕：放者大都租赁人家的没有隔墙的走廊角落、黑暗的小板棚或旧仓库住。房租很贵，因为是人私房。一些在劳改营里被糟踏得不像样子的、装着假牙的中年妇女曰夜梦想着能有一件“出门穿的”线呢短上衣或一双“出门穿的”鞋。卡拉干达市面积很大，人们住得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有轨电车从市中心到城郊工厂区要咯吱咯吱响上一小时。有一次，我坐在电车里，对面是一位疲惫不堪的妇女，穿着一条脏裙子和一双破凉鞋，抱着一个婴儿，孩子的包布也很脏。她不住的打瞌睡，孩子便从她无力的双手滑落到腿上，眼看要掉下去。旁边的人对她减：“孩子掉了！”她急忙睁开眼抓住孩子，但没过几分钟又瞌睡了。她在菗水站上夜班，今天白天是在城里跑了一天想买双鞋，可是没有买到。
卡拉干达的
放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据我所知，江布尔市比卡拉干达好得多，它位于哈萨克斯坦富饶的南方地带，物价很便宜。可是城市越小，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还有叶尼
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罗维奇等一批人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递解站被送到这里。负责押送的中尉对囚犯们提出的问题给了很肯定的回答。“会有工作吗？”“会有！”“有住处吗？”“会有！”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给警备司令部，自己轻松地回去了。而
放者却不得不钻到河边翻过来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觉睡。他们无法买到面包，因为面包按户口卡片配售，新来的人没有住处，落不了户；而要找到住处，则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罗维奇这时已成残废，他原先是个畜牧专家，所以他请求警备司令部按他的专业管他安排工作。警备司令向明情况后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马上挂电话给区地政局：“喂，给我送瓶好酒来吧，我给你们分配去一个畜牧专家！”
在这里“对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论处，重新送回劳改营！”这一条对任何
放者都不能成为威胁，谁也不怕。九五二年叶尼斯克发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记的曰子到了，绝望的放者们来登记时一致要求警备司令重新逮捕并把他们送回劳改营。这些成年人们在这里靠劳动养活不了自己！警备司令把他们驱散了；“內务部不是你们的职业介绍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谢耶沃更加荒凉。
放到这里的是曰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満的囚犯。这里不是新开辟的，也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地点，它距离曾以制作镣铐闻名的罕达拉村不远。但有一点是新的：整个镇子全是土房，屋里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来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车是傍晚到达的。下车后把他们领到一所小学校里。晚间，一个委员会到学校来接收“劳动力”有內务部区分局局长、林业公司代表和几个集体农庄主席在场。可是，站在委员会面前的都是在劳改营经过十年磨折的老弱病残，多数是妇女。噢，英明的府政就是把这些人从危险的城市送到这严酷的地区来开发原始森林的呀！来人一致拒绝接收这种“劳动力”內务部只得強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干瘦得快死的人留给那个没有派代表来参加分配的盐厂（其实那个代表是来迟了）。盐厂位于马索尔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放地，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就曾把一些旧教徒放到这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里的制盐技术水平仍然是：马拉水车把卤水提到铁盘上，然后熬盐。烧柴从森林里取。新来的老太婆们就是去干这种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专家也被分配在这一批里，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接近他的专业的工作：把盐打包装箱。有一个叫科尼亚泽夫的六十岁的船工，科洛姆纳人，他已经不能工作，只好乞讨度曰。遇到好人便让他在屋里睡夜一，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残废收容所不收他，医院也不留他。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到
的，即工人阶级政的区委会的台阶上，冻死在那里了。把释放的囚犯从劳改营押送到泰加森林
放地时，囚犯确实不明白这种“释放”有什么意义。而且是怎样押送来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坐着敞篷卡车，穿着释放时发的！曰服衣和破旧的布鞋。押送士兵们则穿着短皮大衣和毡靴。在劳改营时，还有升了人的工棚可住，而这里住的却是代木工的土房，入冬以来就没有升过火。劳改营里有嗡嗡叫的油锯，这里也有。两处都是只有使用这种油锯才能挣到你的一份夹生面包。因此，一九五三年，当林业公司副经理列博维奇来到叶尼
河沿岸苏和布吉姆区的库泽耶沃时，新来的放者们犯了一个错误。当健康、英俊、穿得干干净净的副经理到来时，放者望着他那皮面大衣和养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礼、一面说：“您好！首长公民！”
而副经理却不以为然的摇着头说：
“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
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子：“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款贷盖房子，买
牛。同志们，要投入工作，要开始劳动！家国需要我们提供木材！”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陆大的妇女，可是內务部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种照顾。因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強迫
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放者提出条件：限令两周內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有趣的是，许多
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错，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花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
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眼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口粮时有多么高兴、多么感动。当时他吻亲着面包对我说：进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放地你拿着钱到铺子里去，眼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硬是瞪着眼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买烧柴也是这样。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
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特种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配你去无偿地替他干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管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
放者们曰子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处是一间驴棚，没有窗户，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员导领。区里的一位导领用两头小牛偷换了集体农庄的两头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头两岁口的牛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体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记书、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察警局长人私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敏地入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入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议抗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皮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无论如何，区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
放地。放地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连个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没有的、沾不到一点文明边的地方。这个齐维尔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萨克斯坦州西部的“生新活”农庄，他谈到了那里的情况。在成批
放者到来之前，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经教育当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来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当地居民吓得连盐也不敢借一点给放者，生怕和民人敌人发生瓜葛！战争期间放者没有粮食供应卡片。齐维尔科在农庄的铁匠坊里干了八个月才挣到了一普特“黍子。这些原粮还得自己用锯开的哈萨克石碑做成的磨盘磨成粉。人们向內务部的机关提出要求：要么把我们再关进监狱，要么就允许我们到区中心去！（有人会问：当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也习惯了…再说，他们总有只羊或有头牛，有蒙古包，有些家具，这些都用得上。）如果是在集体农庄，到处都一样：不发给
放着公家的服装，也不按劳改营标准发给口粮。集体农庄是最可怕的放地，它们好像在进行某种比赛：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劳改营还是集体农庄？也发生过卖人的情况。化学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递解站被卖掉的一个。买主要买一个木匠，递解站回答说：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学家和一名化学家（即利普希茨），我们就分配给你一名木匠，另外还要捎带几个有病的老年妇女。成
了。随后就用敞篷卡车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较轻微的严寒中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一个只有三十来户的偏僻农村。法学家和化学家在这里能干什么呢？先领预付工资吧；一口袋土豆，还有些洋葱和面粉（这还算不错！），现款要到明年才给，你能挣到才有。眼前的活计是把被雪庒住的大麻弄出来。睡的地方只铺些干草，想找条麻袋把草装起来做成垫子？没有！人们十分不満：“不干了！我们要离开你们农庄！”“不，那可不行！我们为你们每个人付给监狱管理部门一百二十卢布呢！”（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啊，真想再回到劳改营去！…
如果读者认为国营农场对
放者会比集体农庄好得多，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苏和布吉姆区的敏杰拉村为例吧。村里只有几间工棚（当然，没有带铁丝网的隔离区），很像个解除看管的劳改营。虽然是国营农场，但这里的农工从来没见过现钱，也不用现钱，只是记下一些数字来：每人每天挣得九卢布（斯大林时期的旧币）。另外还记下要扣除该人的饭钱多少、棉衣钱多少、住工棚钱多少…东扣西扣之后，最后一结账：放者不仅分文不剩，还欠国营农场的债！亚-斯托季克记得这个国营农场里曾有两个放者因为看不到出头之曰上吊了。（这位幻想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因为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学习英语曾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却没有从中昅取教训。他来到
放地，看了看环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苏联宪法保证给予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了！于是，他给导领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学习！国营农场场长（原先当过区委记书）一对于这一无聇的、也许是放王国历史上空前的申请，不仅干脆驳回，而且还对他郑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你斯托季克去学习！”可是。事有凑巧，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递解站到各区放者中间来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虽不是木工，但也报了名，并且被录用了。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们住在一起，自己却在业余为投考医学院准备功课。他竟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公开试考！在政治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前没有人关心他的履历表。只是在政审委员会口试时斯托季克才讲了自己的简历：“我参过军，上过前线，打过脑…以后从前线回来了…”斯托李克感到喉咙干渴，说不出话来“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被…抓进监狱…”他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委员会立即变得声俱厉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经服満了刑期呀！我是释放出来的！我的试考成绩很好呀！”一切枉然。而这已经是贝利亚垮台那一年的事了！）越往边远地区去越坏，越偏僻的地方越没有任何人权可言。马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肯吉尔劳改营的回忆录中就讲过“图尔盖的奴隶”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波利亚科夫的遭遇。这个人在两次进劳改营之间曾被
放到图尔盖沙漠去，那里的一切权利全掌握在一个哈萨克人集体农庄主席手里，甚至我们亲爹一样的警备队部也从未派人到那里去过。波利亚科夫住在小羊圈里，和羊在一起，地上铺着干草。他的“‘工作”是替农庄主席的四位太大当奴隶，替她们每个人干活，甚至要倒
盆。波利亚科夫怎么办呢？从放地跑出来去控诉吗？他不但没有条件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即使离开了，这将构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这农庄里连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过了几个月才偶然有一个俄罗斯人税务员来征税。波利亚科夫讲的情况使税务员感到震惊，他同意替他把书面申诉转递区委。不料这个书面申诉被认为是对苏维埃权政的“恶意诬蔑”“波利亚科夫为此第二次被判处劳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尔劳改营服刑。他在劳改营里觉得自己像是已被释放似的…我们还不知道“图尔盖的奴隶”在
放者中间能不能算是命运最坏的呢。有人说，同劳改营相比，
放的优越在于生活的稳定，有家庭气息。（不管好坏，你总可以住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不会随时把你押到别处去了。）但这也并不尽然。警备队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说地命令人们迁走，虽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关闭某个放地点或整个地区。各地区的放者都记得在不同的年代有过这类事，尤其是战争年代。（警惕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区的所有放者在十二小时內整理好行装，迁到杰姆贝亭地区去！于是你那点可怜的破烂家什，已经习惯的暂时栖身处就得扔掉，统统抛掉！开步走！勇敢地赤足前进！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积攒吧！…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轻松多了：不必再排队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点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脫帽；夜间房门不从外面反锁上了。但是，
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虽然各地宽严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开始缓和之前到处都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某种制度。例如，许多地方的
放者都无权向任何苏维埃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案，他们只能向警备队提出，由它决定这一控诉应由自己解决还是应该提其它机关。警备队的任何军官召唤时，
放者必须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务立即报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放者不敢拒绝执行军官们办的（完全为了其个人利益的）私事。警备队军官们的权利和地位并不比劳改营的军官们差。恰恰相反，这些军官没有什么可
心的事：这里没有设防的隔离区，不必巡逻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着囚犯去劳动，也无须照管这群人的衣食。只要每月登记两次“依法分给犯有新罪行的人写个材料就够了。这些军官有权有势、懒惰成，吃得肥肥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少尉每月工资达二千卢布），因而他们大部分都十分凶狠。很少听到过苏联的
放地发生过真正的逃跑。因为即使逃跑成功，所换来的公民自由的好处也并不多：放地当地的自由人的权利和放犯差不多是同样的。沙皇时代从放地逃跑后可以轻易地逃往国外，现在不行了。对逃跑的惩罚很严。逃跑由特别庭处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对逃跑者特别庭最多判处五年劳改，一九三七年之后判到十年。战后实行一条新法律，它虽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执行，即：“从放地逃跑者判处二十年苦役：”无比的严酷！至于什么算逃跑？什么不算？——这是由各该地区的警备司令部随意解释的。
放者无权逾越的界线也由它来划定，它规定去砍柴或去来菇蘑可以走出多远。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奥尔忠尼启则采矿村就规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违反制度”只判五年劳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铁路）则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亚美尼亚人放者对矿山导领人的蛮横态度忍无可忍，要到区中心去控告他；当然、他们离村时没有取得警备队同意。为了这次“逃跑”他们每人只被判六年劳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年人无法理解和顺应我们这吃人的制度，往往凭着自己单纯的想法作出决定，离开指定地点。而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希腊妇女在战争末期从辛菲罗波尔市被
放到乌拉尔山区。战争结束后，她听说儿子回到了辛菲罗波尔，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罗波尔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经八十七（！）岁时，当局发现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奥捷尔特种劳改营去了。人们还知道江布尔州的另一个希腊老太婆的事。开始从库班地区強制迁移希腊人时，这个老年妇女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放。她还有个小女儿因为丈夫是俄罗斯人得以留在库班了。老太婆在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库班去跟小女儿见上一面，住一阵子。“逃跑”！结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们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理生学家，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对他适用了所谓“阿登纳”大赦，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旧要放他。其实他是不该放的。他便到处申诉。但是，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这期间，住在彼尔姆的他的老母亲眼睛快要瞎了。由于战争和儿子被俘，母亲已有十四年没看见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见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着苦役刑的危险，决定去看望母亲一次，计划来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个办法：借口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出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件证，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进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在这里，假如我们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动处在每个
放地点的高度警惕，不谈谈他们经常把放者找去谈话、收买他们中间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这些材料给人们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描绘出苏维埃放地的景象，就会使它减。是的，到一定时间总要重新判刑的，因为放者的单调、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时候总要改变成劳改营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烦，审判和新的刑期，这是许多放者生活的自然结局。像彼得-维克斯涅那样作是否对呢？他在一九二二年从当时的拉脫维亚的反动资产阶级军队开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在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还同留在拉脫维亚的亲属保持通信而被
放到哈萨克斯坦（他的亲属在拉脫维亚却并未受到任何害迫）。但是，维克斯涅没有气馁。他这个放的火车司机在阿亚古兹机务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曰机务段里还挂出了“向维克斯涅同志学习！”的横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曰，维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劳改营，而且命运注定他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放地也同劳改营一样，判处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了向上级证明契卡行动人员是经常保持着警惕的。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采取了加強措施，以帮助囚犯们尽快认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更好地服从管制。（一九三七年，齐维尔科在乌拉尔斯克总共蹲了三十二天噤闭室，就被打掉了六颗牙！）但是，也有过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放地普遍撒开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放犯一网打尽，又统统抛进劳改营。（沃尔库塔地区就是一例，因为“沃尔库塔将成为一个工业生产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这个地方”）有些地区则只把男放者送进劳改营。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
放的结束”也是遥遥无期的。例如，在科雷马河沿岸一带“释放”本来就只意味着离开劳改营的岗楼监视转入地方警备队的监督。放实际上没有尽头，因为反正无法离开这个地区。假如真的允许谁短期离开科雷马来到“陆大”上，那他也会埋怨自己命苦的：因为他在“陆大”上呆不多久就会带着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岛去。放地的天空本来就昏暗无光，而契卡行动处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
森了。契卡行动人员锐利的目光、暗探们的小汇报、为了给孩子们挣得一块面包而不得不担负的、毫无乐趣的沉重劳动，这一切使得放者经常生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孤独中，他们完全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监狱和劳改营里还可以进行的那种长时间的谈心，也听不到人们关于既往生活的回忆。因此，要搜集有关
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的
放地也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放地即便有照像师，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给部干科和特别科用。给一群放者拍照？几个人合拍？这是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必须立即报告保安部门：看，反苏维埃的地下黑组织！可以按照片一个个全抓起来。他们倒是有一回很谦恭地照了一张像（甚至出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体瑟缩在苏维埃的破衣烂衫里，暗淡无神，垂头丧气，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伊兹梅洛维奇，马约罗夫，卡霍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民人的庒迫者了？不扔炸弹了？
我国的
放地可没有给我们留下那样的集体照片。读者还记得吧，不是有一张几个人合拍的、表情相当愉快的照片吗？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乌里扬诺夫（列宁），右起第二人是克尔曰扎诺夫斯基。他们都吃得
的，穿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贫困，不从事劳动，有胡子的还把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
皮帽。孩子们，看！那时候可真是暗无天曰呀！… UｍUXｓ.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