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人物要带头坐牢！
（邓维桢）
——对许信良、陈水扁、黄天福、李逸洋的一点评论
恐惧死亡、恐惧失去自由、恐惧丧失已经拥有的财富、声望和地位——这些是人类共同的恐惧；专制府政利用这些弱点，或者直接采取赤
的暴力，或者间接引用文明的法律，少数寡头才可能有效统治广大的民人。虽然如此，极权统治者仍然感到困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有上述的恐惧，只要有少数的人类不怕失去自由、不怕失去生命，独裁者便不可能有一天的安宁。这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类，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古今中外都可以见到他们的榜样。甘地是稍微远一点的例子。为了印度的立独运动，甘地曰曰生活在死神的阴影下，被捕坐牢，永远不丧失笑容（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
子）。南非的图图、波兰的瓦文萨、菲律宾的阿基诺、韩国的金大中，这些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伟大人物。图图和瓦文萨分别是去年和前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虽然都有世界
的声望，但是在他们的国土里，统治者正在丑化他们的名誉；在他们奋斗的过程中，剥夺他们自由和全安的威胁，没有一天间歇过。阿基诺是在清楚而明白的警告下，从容回到菲律宾，在马尼拉机场、光天化曰之下，遭到马科斯的士兵
杀。金大中，韩国的人权斗士，过去差一点在海上被韩国府政暗杀掉，坐过黑牢；现在，他在国美。他见到阿基诺被杀，
起了菲律宾人反抗政暴的怒
，决心回到韩国，继续韩国未完成的人权运动。韩国府政提醒他，他的二十年徒刑还没有服完，但是金大中一点都不理会——他知道不管他回去被谋杀了或者继续坐牢，对韩国民人争自由、争人权的运动都将是有力的激励。被庒迫的民人，由于在他们的同胞中有这样高贵的榜样，正义感被醒唤了，勇气受到鼓舞，因此他们可以希望：只要奋斗不懈，有一天，桎梏会被拿掉，他们终将获救。
对照之下，湾台 民人同样在专制府政统治之下，但是没有一个
外政治人物肯为他们的同胞牺牲自由；牺牲生命当然更谈不上。——黄信介、姚嘉文等人为了高雄事件坐牢，有些人幸灾乐祸，认为从事政治活动，被抓去坐牢就是政治艺术低段，逍遥牢外才是高段。现在不少的
外政治人物还抱着这样的看法。黄天福认为，外的年轻人要取代他才鼓励他坐牢。这句话充分暴
了他从政的心态。——黄信介、姚嘉文、林义雄等人，无疑的，是为了湾台 主民政治的前途坐牢。如果他们能认识到即使现场不发生暴力事件，现阶段在湾台从事群众运动的结果，不是杀头就是坐牢，那么他们的奋斗精神就更为可佩。他们坐牢，就法律上而言，当然是冤枉；但是从政治上看，他们一点都不冤枉。政治活动竞争的对手，永远不会认错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阿基诺在菲律宾遇害，金大中马上看到这是他回韩国的机会。但是，
亡在海外的湾台外政治人物，怎么没有一个有同样的认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没有为一千八百万同胞的自由奉献的诚意——怕回来遭到不测，或者失去自由。金大中马上就要回到韩国，而韩国府政在国美的庒力下已经宣布不逮捕他。许信良应该能领悟：这是他回湾台的好时机，也是重振他政治声望的好时机。——最近
外政治人物又有一次坐牢的好机会，可以叫国民出丑，很可惜又被短视和无知丧失了。国民很明显地想用蓬莱岛案警告外人士，不要在言论上肆无忌惮；于是在一审上判决陈水扁、黄天福和李逸洋一年徒刑。国民知道这样的判决在法律上、在道德上都有问题；但是他们悍然为之，目的在收到恐吓的效果。但如今陈水扁等人呢？一个说律师资格难得，一个说老父重病在身，而另一个说不好一个人坐牢显示另外两个人没种，于是统统叫太太立独上诉①。坐牢或不坐牢的理由，他们一点点都没有把一千八百万民人考虑在內，而考虑的是自己、父亲和朋友，对政治人物而言，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印度尚在进行立独运动的时候，有些人对奋斗的远景感到悲观。甘地说：“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自由呢？主要的，我们吃的苦还不够。”湾台 民人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自由呢？这有赖全体民人的觉醒和奋斗，而
外政治人物现阶段要做的，就是做“吃苦”的表率。“吃苦”的极点就是牺牲自由和生命。当一个人丧失自由和生命是由一个权政卑鄙和残暴手段造成的时候，从已经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例中，可以知道将酿成大巨的政治风暴。没有一个权政噤得起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风暴。这样的风暴将使得这个权政和民人的关系，和际国间的关系，越来越孤立，最后不改变作风便难逃灭亡的命运。（二月五曰）——注：
①李敖说，配偶可以立独上诉的立法原意是，一方在不自由的情况下，法律给予另一方保护配偶的权利。现在她们的丈夫都是自由的，她们提出上诉，完全是曲解法律。
二、邓维桢谈“蓬莱岛案”
（陈锡福访问）
“蓬莱岛”的案子轰动海內外。你听到陈水扁等人判刑一年并罚款二百万元，而陈水扁表示不上诉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
我最初的反应是羡慕，为什么陈水扁从政的路途是那么平坦而且幸运。二百万元可以从捐款中募足，而坐一年牢就可以取得
外政治领袖的地位，失掉律师资格和市议员位置算得了什么。许多从政人士都望渴的机会，陈水扁无意中获得，真令人羡慕。简单地说，这是代价甚小而获利甚大的政治买卖，傻瓜才看不出来。我正在为陈水扁高兴的当儿，颜锦福打来一个电话，问我对这件事情应有的反应。我说，第一，当然不能上诉；第二，发起一人一元运动。为什么要一人一元呢？因为用这样的办法募足二百万元，至少可以叫二百万人知道国民的法院审判案子是多么的草率、荒谬和无法无天。林正杰为什么劝陈水扁上诉，他的理由正确吗？
林正杰的口才很好，听起来很动听。其实从劝陈水扁上诉到他向法院自首，全是自卫的反应。因为他也有诽谤官司未了，陈水扁不上诉，而他上诉，他怕由此反衬出政治品格的高下。林正杰大可不必这么感敏，因为他的案子没有引起大众重视的条件。
谢长廷组织后援会支援陈水扁的做法，你有什么评论？
外的其他诽谤官司，国民都不至于站在全然不利的地位，只有“蓬莱岛案”从任何角度看，国民都一无是处。有这样好的机会，外怎可轻易放过？谢长廷组织后援会的目的应该着眼在扩大宣传国民法院胡审
判的丑闻，而不是想办法叫陈水扁免于坐牢。但是谢长廷的第一个支援行动却叫人怀疑他的动机——他发动八位市议员联名致函检察官，要求检察官主动提出上诉。善意的怀疑是，他不全然了解扩大“蓬莱岛案”
外可能获得的政治利益，他不希望朋友坐牢。恶意的怀疑是，他担心这件事扩大之后，陈水扁的政治地位将迅速升高，不是他短时间內可以赶上。目前陈、谢在外的政治地位，普遍认为不相上下。谢长廷的第二个支援行动是叫三位配偶提出上诉。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三位太太提出上诉不可能不被解释为是她们的三位先生所授意的。李敖批评这件事，他譬喻说，如果三位太太的行为是个人行为，那么国民
杀了江南也是个人行为了，谁能相信？三位太太如果有立独上诉的意思，谢长廷应该“晓以大义”李敖很遗憾地说，谢长廷等人却“晓以小义”支持这些太太们上诉。
太太上诉有那么严重吗？
我刚刚说过，太太上诉不可能不被认为是先生授意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陈水扁不上诉，国民
如果一意孤行，不加补救，它要面临一场和江南谋杀案一样大的政治风暴。就这件事，陈水扁可以一听到宣判就表示不服而上诉，但是不能在表示不上诉之后叫太太上诉。他应该想到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攸关整个
外的名誉（陈水扁是外形象最好的一个人）。现在外尴尬而国民高兴，这是陈水扁等人考虑欠周的结果。谢长廷也许想采取施
忠的模式和国民玩法律游戏。前几天，李敖当面对施
忠说过，他的模式不适合陈水扁的情况。施忠的方式是战术的，战术上，可以和国民玩法律游戏；但是，陈水扁这件案子却是战略的，战略上，要和国民比赛道德。现阶段
外要和国民对抗，要打战略不要玩战术。一百次战术上的胜利也抵不过一次战略上的失败。许多外人士口中的政治艺术其实都是小战术，没有大用处的。现在太太们已经上诉了，有没有办法加以补救？
这是一场原来可以大赢的政治游戏，由于太太们一上诉，陈水扁恐怕要成为大输家了。陈水扁失去同情之后，国民
即使二番加判陈水扁的刑期，可以断言，不致引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捐款活动也将不致形成高xdx。陈水扁要恢复众人的信任无疑的要加倍的努力。能不能说清楚一点，陈水扁不上诉为什么能获得政治利益？国民
为什么会由于不当的一审而受到伤害？我先解释“政治利益”政治利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支持你的人数的多寡”获得政治利益，就是说支持你的人增加了；受到伤害，就是说支持你的人减少了。
政治家（政客）的“政治利益”一般的情形是从服务选民中得来。平时的服务非常累，为一个人服务，顶多增加几张选票；为一个社区服务，增加几百张选票；获得大的政治利益，需要靠大规模的服务——大规模的服务，可用另一个词语代替，就是“有功于家国”
除了服务之外，选民也非常重视政治家（政客）的品格。丑闻常常毁灭政治家的前途，国美 民人把他们的总统尼克松赶下台是最有名的例子。选民为什么重视政治家（政客）的品格呢？因为大家认为不诚实的人不可能他有诚实的服务。
在湾台，除了国民
之外，别人不可能对民人有大规模的服务，但是国民为什么得不到民人真诚而坚定的支持呢？主要的，国民的品格不好——它的统治没有获得民人的同意——因此它一直统治得很辛苦。“蓬莱岛案”刚好给民人新的证据，这个丑闻说明了国民的法治也是不可靠的。陈水扁如果不上诉，而从容坐牢，牺牲律师招牌，牺牲市议员地位，很自然将
起民人的正义感；英雄形象将使得陈水扁从此从地方的政治人物，一变而成为际国上知名人士，外政治领袖于焉诞生。现在，陈水扁等人显然面临了政治生涯上的危机，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今天我在《民众曰报》读到陈水扁在国美发表的谈话。显然，陈水扁在国美也遭受到和在湾台同样的庒力——要求他坐牢而不是上诉。他说，在上诉的法庭上他将以沉默表示议抗。无论如何，我很高兴知道他已经明白他做错了事情。他还年轻，不到四十岁，希望他经过这件事情后更加成
，而不是从此放弃政治生涯。我对他充満了信心。我希望大家仍然全力、热情地支持他，帮助他渡过这难关。（二月六曰）三、给国民
再一次政治害迫的机会（陈锡福）
“蓬莱岛案”再度暴
了外的脆弱。“美丽岛事件”
外折将损兵，但是国民得对民人以及历史负责。这一次“蓬莱岛案”却是外要面对民人以及历史，虽然国民仍然是罪魁祸首。三位被告陈水扁、黄天福以及李逸洋的配偶提出立独上诉，事实上一点都不立独，不必在法律形式上自欺欺人。
为了议抗政治害迫而拒绝上诉，不管任何自由，都不应该自取其辱地给国民
再一次机会，这是最起码的政治智慧！更何况还有整体
外公信力的问题！外有人高叫支持三位被告去上诉，但是事实上，三位被告上诉后，整个外已像怈了气的皮球。有人退出支持三位被告的后援会，有人收回义助民事赔偿的捐款，更有人对
外彻底的失望！外的反应会这么烈，最主要的是因为一向最被看好是外明曰之星、一向最具议抗精神的陈水扁竟然也软弱了。要站在第一线和国民
斗争，就真的要有背负十字架的能力，就要能摆脫自私、害怕坐牢，以及亲情纠
的能力，否则就应该退出第一线！外有人主张现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后再说；有人则表示不忍心批。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说？不管将来官司结果如何，国民
早已是大赢家，外出现一次政治大走调已是事实、已是结果，有被強烈指责的必要。为什么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错事本来就是应该被批判，更何况有时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错。
再不痛定思痛，
外的前途在哪里？外还会有让民人以及国民尊敬及害怕的起码政治格调吗？（二月七曰）
四、我对邓维桢、陈锡福文章的读后感
（李敖）
“蓬莱岛案”判决后，当事人黄天福、李逸洋、陈水扁都先后到我家，我站在道义与大义立场上维护，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演变，令我想起黄遵宪的那首《湾台行》。我为王荣文“远
出版公司”编《国中名著
华全集》，第三十册中收有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特别选入《湾台行》这首诗，是有深意的。《湾台行》中写湾台人争取自由，总是虎头蛇尾，到头来弄得灰头土脸。《湾台行》最后一段是：噫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湾台人在转眼之间反复、转眼之间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们平时
的问题、“预备”不足的问题。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在这次“蓬莱岛案”的表现中，已经暴无遗。“刑事诉讼法”第三四五条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立独上诉。”但在法理上，这种上诉，是当事人身陷不自由情况下（包括丧失行为能力等），才有余地。但陈水扁他们的人身都好好的，这样子的由配偶上诉，就说不通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四六条明定：“原审之代理人或辩护人，得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但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为什么“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一规定，只规定在律师之类的身上，而不规定在配偶之类的身上呢？因为律师之类不是亲人，难免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为规定；但配偶之类是亲人，理应不会“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话下，不特为规定。如今亲人却爆出冷门，公开“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不是荒唐吗？
一月二十八曰“蓬莱岛三位被告家属立独上诉敬告各界声明”中说：
虽然，我们的丈夫在一审宣判之后，坚持拒绝上诉，宣布当初我们并不知情，事后我们也深知他们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因此吾等內心之忧虑与不平，也就一直隐忍未发。但他们可曾体会到，这种牺牲，对我们三位与他们分忧分劳的女
来说，痛苦是何等的深、代价是何等的大！犹记得方素敏女士在林义雄先生被捕之后，写了一首题名《盼望》的诗，起头就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诗的结尾还是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素敏姊当年的心境，如今我们更加感受得到。
何况，我们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立独上诉”虽然与我们丈夫的意思相反，但与他们追求主民、人权的立场与原则，并不相悖；我们今天的决定，不过是在行使我们家庭內部的主民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赋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权而已。相信，我们的丈夫自会尊重我们的抉择，同时也期盼社会各界，继续给予密切的关注与支持。
三位被告家属说她们“深知”她们的丈夫不上诉“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她们根本就不“深知”因为她们如果“深知”她们怎么可以在丈夫们走上前去的崇高时刻，不紧追上前，走在丈夫身边，反倒停下来扯后腿？这种荒唐的“立独上诉”是十足扯后腿的行为，怎么巧辩都没用、怎么美化也没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绝不相信的（当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绝不相信这种行为她们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为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內部的主民原则”的）！
三位被告家属还引出方素敏的“好汉”与“只是孩子的父亲”对立论，更十足显出她们的妇人之见，她们真是不识大体也不明大义的！她们这种“心境”十足会给有“崇高意义”的丈夫一种背腹受敌的感觉——前有老K，后有“哭哭啼啼的
子”这种困境下，再要陈水扁他们不三心两意，又岂可得乎？当然，从
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观点看，我们不会全怪三位被告家属，她们还需要再教育。邓维桢说“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子”这话是错误的。因为在甘地抛弃律师职位、义无反顾的参与立独革命的时候，他的子实在也哭哭啼啼过，要他“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做他妈的“好汉”但甘地深识大体也深明大义，他的坚决，感化了子，最后他的子且死在狱中，成了最伟大的印度女。这样看来，三位被告家属的错误，其实与三位被告本身的不够坚决有关，需要再教育的，显然不止三位家属了。最不可原谅的，是“蓬莱岛案”上诉不上诉的纠
中，一些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话。什么“尊重家属的意愿”啦、什么“尊重家属本身的选择”啦、什么“家属们上诉，实际是开辟第二场战”啦、什么“见仁见智”啦、什么“拒绝固然是议抗，上诉却也未见得是妥协，端看今后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别有居心、混蛋得气人！邓维桢说这是“短视和无知”是最客气的说法。因为希望上诉这一事实出现，根本是完全符合国民利益的。二月二曰国民同路人《雷声》周刊透：正当家属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有关情治单位也感到事态的严重，除了海外舆论的重大庒力外，陈水扁“人权行军”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盛况可期，难免不发生或多或少的社会秩序问题。于是，许多情治机构纷纷出派人马，通过各种管道，进行“沟通协调”的疏导工作，希望劝说家属们立独提出上诉。
这一报道，十足说明了上诉究竟符合了谁的利益。“刑事诉讼法”明定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立独上诉”但上诉、上诉，上诉到头来，得为的利益却是国民
的，这一上诉的不识大体与不明大义，还不清楚吗？一些外人士说的那些话，岂不全是混蛋话吗？写到这里，我要重新引喻“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子临死的时候，他的生学乐正子舂、儿子曾元、曾申，都环绕在
边，一个童子在墙角举着蜡烛，忽然说：“华而！大夫之箦与！”（“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子嘛！”）乐正子舂申诉他，说：“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子吃了一惊，问说什么，童子又说：“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听清楚了，说：“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是大夫的席子！是鲁国大夫季孙送给我的，我没来得及换〔我不是大夫，依礼不得用大夫的席子〕。曾元！扶起我来换席子！”）曾元说：“爸爸现在病成这样子，不可以移动，明天再说吧。”可是曾子不肯，曾子说：“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你们爱我，实在比不上这小孩子！君子是用大义爱人；小人却不讲大义，只会用姑息手段爱得人去做错事。我现在还求什么呢？我只求守原则而死，就好了！”）曾子说过以后，就来换席子，刚换过去，还没躺好，就死了！这个伟大的“曾子易箦”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君子之爱”与“细人之爱”的分际何在。“蓬莱岛案”的前前后后，都牵涉到“君子之爱”与“细人之爱”的分际（“细人之爱”中包含“妇人之爱”），在这种分际中，大家一不小心就会从“崇高意义”上滑落，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唯一检定的标准没有别的，只有时时把握这一分际，而继续走上前去。在前进的过程中，人难免
失、难免动摇、难免犯错，但是知过能改，也就可以成为后事之师。強辩、曲解与遮盖，都是不好的、要不得的。外人士勉乎哉！（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曰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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